经过一段必要的准备之后，邵维正在1979年4月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经过仔细研究，他发现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都一致认为一大的第一次会议是与会者全部到齐，无一缺席。因此，如果把每位一大出席者1921年6月和7月的行踪查清，说明多数代表7月1日并没有到达上海，就能证明一大不是在7月1日召开的。

    邵维正的查证工作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访问亲历者和知情人，另一方面是查阅原始资料。他认为，这两方面工作应在同一过程中交叉进行，便于相互启发和印证。

    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而且身体欠佳，对他们访问带有抢救活资料的性质。访问包惠僧不算太困难，他当时任国务院参事，住在西便门机关宿舍，对来访者热情而健谈，虽然已是85岁高龄，谈起往事滔滔不绝。“我多次访问过他，交谈内容十分广泛，从他的青年时代、建党前后的活动直到晚年如何从澳门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数多了，他记住了我的名字，进入他的家门，包老就幽默地说：‘老朋友又来了，今天谈什么话题？’我最后一次访问是在6月20日，当时他精神还挺好，不料12天以后，他内脏血管突然破裂，来不及抢救，与世长辞了。”邵维正说，对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访问收获不小，搜集到的有些内容直接用到了考证材料上，其中许多细节增加了自己对建党活动的感性知识。从访问包惠僧的过程中，邵维正深深感到抢救活资料的重要。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刘仁静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邵维正提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对此，邵维正冷静想了想，又觉得可以理解——刘老一生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