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瀛鳌治学为医之“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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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治法则 根据对临床文献和自己诊疗经验体悟，余老认为中医“辨病论治”发展过程，倘若从治疗学的观点，就是寻求更切合病证、便于在辨病论治中广泛应用的“通治方”的过程[3]。如《素向·腹中论》治疗鼓胀用“鸡矢醴”方，属于辨病论治；后世有将鼓胀分为数种证型予以分别处治，重在辨证论治。《内经》除鼓胀病外，以生铁落饮治狂病，四乌贼骨一藘茹丸治“血枯”病等，亦均具有辨病论治的特点。特别是《金匮要略》在这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如乌头汤治历节；黄芪桂枝五物汤治血痹；肾气丸治消渴；茵陈五苓散治黄疸；甘草粉蜜汤治蛔虫病；桂枝茯苓丸治妇人癥病，胶艾汤治胞阻，甘麦大枣汤治脏躁等等。说明那时对于这些病证在诊治方面贯穿了辨病论治的原则[4]，亦即临床上使用通治方的早期案例。
至于应该如何正确理解“通治方”？余师认为：“它是确诊病证中应用最多的‘主方’。对于所治病证往往可以直接选用。但更多的情况是，医者须针对所治病证的不同兼证与病因、病机，结合四诊所见，有程度不等的药物加减用法。”我的理解是通治方也具有通用方或通行方的涵义，而在立方遣药方面，至少应该具备药性平和及照顾全面两个特点，它应该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基础上的产物。于是在辨证施治原则的指导下，如“三痹汤”(见喻嘉言《医门法律》)这样一个既能祛除邪气又能补益气血、滋养肝肾、正邪兼顾的方剂，广泛运用到临床方面。因为“三痹汤”加减确实可以治疗不同类型的痹症，所以后世就把它列为治疗痹症的常用“通治方”之一。余老认为对于一些疾病确实存在一些“通治法则”，但并没有简单到不经辨证论治的程度，掌握“通治法则”，首先应该掌握“通治方”所主治的多种疾病的病理机制和病情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要把八纲的属性辨识清楚，然后才能拟定使用“通治方”。对于每一个“通治方”的性质和适应症，应该心中有数，不可毫无根据地任意使用；更不能不假思索，轻率地将一些剧毒药和刺激性强烈以及性味极偏的药物，随便加入拟定的通治方中；这样才能避免产生某些意外的反应[5]。
2.3 圆机活法 余老虽然临床诊病方面上十分重视通治法则的应用，积累了大量诊疗常见疾病的通治方，但他在临床更加强调“圆机活法”，处方不拘泥于大经大法，深切注意前贤独特的医疗经验，根据病情神明而予以变通，使理路治法、立方遣药更为契合，总是在辨病中贯穿“辨证论治”的思路与方法，认为这是“辨证论治”的基础。他十分欣赏清代医学家俞震《古今医案按·原序》所言：“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者何？变通之谓也。巧固不能使人，其实不出规矩，人可即规矩以求巧……病不依规矩以为患，医第循规矩以为治，常者生焉，变者死矣!转恨医之法未备也。不知法岂能备？要在乎用法之巧耳。……闻之名医能审一病之变与数病之变，而曲折以赴之。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靡不随手而应。始信法有尽而用法之巧无尽也”；以及清赵濂《医门补要·自序》所言：“法贵乎活，治贵乎巧”，认为这些名言，对医者诊治病证有很大的启发，这是因为通常医者治病，大多熟悉常法，但欲更好地提高效验，尤当辨证精审，须识变法，掌握巧治，才能逐渐达到“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的境界。如果仅仅满足于习用方药， 则常常不免酿致误弊[6]。他处方用药药味不多，单味药物用量亦据不同的病证予以慎定，多数处方为其临床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拟定，每以古方或古方加减，或参以己意拟定新方，但多能效果显著，较能体现中医辨证所讲究的“圆机活法”。
2.4 医者“意”也 在学习古典医籍时，经常可以看到“医者意也”这一句话。尤其是有些医家在处治某些颇费酌思的病证，运用自己也难以言传，但又在于常理法度之中的有效治法时，往往用“医者意也”这句话作表白。但究应如何理解呢？余瀛鳌老师临证治病十分讲究理法方药统一，也十分重视理解“医者意也”，并早在1983年于《浙江中医杂志》上发表“‘医者意也’释例”一文[7]，就这一问题给予较为确切地阐述，他认为“医者意也”是唐初名医许胤宗首先提出来的。许氏辨证细致，方治灵变，效验卓著，甚负时誉。有人劝他著书立说以嘉惠后学，他回答说“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最后还是没有轻率地下笔，这是他对著书立说所持的审慎态度。余老说：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医者求“意”的真实涵义，在于“是指医生在精细辨证察脉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思考而得的证治概念和处治活法。” [7]并认为圆机活法当来源于思虑之精深和辨证的精详。
2.5 融汇中西 余瀛鳌先生早年学习西医。1955年，先生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分配至北京中央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内科从事临床工作，是年冬，他便积极报名参加了卫生部在京举办的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当时授课老师都是全国著名中医如冉雪峰、蒲辅周、杨树千、秦伯未、赵锡武、陈邦贤、时逸人、于道济、余无言、唐亮臣等。1957年，根据当时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学习中医基础理论必须结合临证见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先生在南京市中医院临床实习一年，1960年，作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医疗队的成员，先生在内蒙古包头市包钢职工第一医院从事医疗活动，并协同主办包头市西医学习中医进修班，为期近2年。这段时期，先生积极运用中医疗法参与肾病、肝病和其他常见病的治疗，并将肝肾病作为主攻对象。为此他阅读了大量古医籍文献，并于1958年，余老在25岁的时候便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目便是“从参加肾炎的治疗工作体会中医中药的优点”[8]，其中可以看到先生对于中医中药在肾炎诊治方面优势有了明确认识；并于当年以“祖国医学对肾炎的认识与治疗”[9]论文结业，该论文万余字，在1959年1月由《中医杂志》全文发表，主要阐述归纳祖国医学文献中对于肾病病因病机认识及诊治方法经验，并在传承这些方法经验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肾炎认识和治疗思路；其后先生在1960年，又发表“用发表祛风利水法为主治疗五例急性肾炎经验介绍”[10]，着重阐述其个人利用祛风利水法为主治疗五例急性肾炎的临证经验；1961年，发表“急性肾炎运用中医疗法立方的探讨”[11]，专门针对急性肾炎救治加以探讨；1962年，发表“‘肾虚’琐谈”[12]，就一些功能性肾虚表现予以阐述分析。从余老丰富的中西医学习、临床经历可以看到，早期老师临床应该是中西医并用，且偏向于西医临床为主的，但是后来随着学习、临床工作单位的变化，而更加偏重于中医，乃至今日以中医临床和学术成就为主。但先生这些经历奠定了先生更具有毫不保守，融汇中西，博采众方的学术临床基调。事实上先生确实是这么做的，与先生相处时候，他经常教导笔者，不仅要学好中医，也要对西医知识有一定掌握，另外他在中医临床方面也更希望笔者能够学好针灸，为自己临床诊病增加更多治疗手段。
2.6 重视“胃气” 笔者跟随余老师出诊，经常发现他对于慢性病(比如慢性肾炎，胃炎、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需要长期用药的患者，一次就开两个星期的中药，原因有二，一是现在能挂上余老的诊号挺难，求治者又颇多为外地患者，来回极不方便。二是慢性病往往病情和体质特点比较稳定，故而可以长期服用中药调理治疗。余老开药时往往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便是给病人两个礼拜只开12副药，让病人服药六天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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