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时，我只有16岁。父亲失业了，一家人生活困难，给我打击很大，不久患上了轻型抑郁症。但直到1960年去上海精神病院诊治后，才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于是开始了药物治疗。我曾用过不少药物，如丙米嗪、多虑平、泰尔登等，病情一直控制得不错，每年最多发一次病。

    一次，我请教了现为南京脑科医院教授的老同学。我告诉她：“我觉得抑郁症的发作似乎有些心理作用。有时觉得要发病了，结果往往弄假成真!”她说：“这不是心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