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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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80岁的我，已经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追悼会和葬礼了，每次都增添了我对死亡的恐惧。
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追悼会上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亲属们伤心的大哭大嚎，还有那青灰蜡黄的面孔，都给我留下了无限的苍凉和悲伤。一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这种主角，我至爱的家人也要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大大增强了我对死亡的恐惧。
出生、婚礼、葬礼是人生必经的三件大事。最早进行葬礼改革的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宣导者和主将之一的胡适先生，他首先揭露和批判了传统葬礼中的种种弊端。他认为，当时流行的丧礼尽管废除了不少传统的“繁文缛节”，却不曾把古代遗留下来的许多虚伪仪式删除干净。
大家都知道胡适事母至孝，但他母亲在1918年逝世后，他只在北京《新青年》上刊登了一个30字的讣告，免去了诸如“不孝子××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妣”的话，去掉了“孤哀子××等泣血稽首”、“拭泪顿首”等套话，省略了孤哀子之后的“降服子”、“期服孙”等一大串宗族后人姓名的虚文，让人耳目一新，广为世人称颂和仿效。
追悼会的风行源于毛泽东1944年发表的一篇《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它是为悼念张思德而写的。文章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中最著名的“老三篇”之一，成为全国军民天天读的重要内容，成为学校语文和政治课本的主要教材。
人生一世，即使不能给世界或者亲人带来什么贡献，至少也不要增添他们的悲痛和负担。从租借灵堂到吊唁，从安排追悼会到通知亲友，从遗体化妆到火化，从灵堂上的嚎啕大哭到最后的寻找墓地安葬，给亲人带来的疲惫和折磨是巨大的，是身心双重的。
台湾作家赵淑侠说：“在我看来，不管多么庄严隆重的葬礼对于死者都是毫无意义的，说些不痛不痒、言不由衷的废话。被病魔夺去生命的逝者，已经被折磨得惨不忍睹了，还要被艳装浓抹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丑陋蜡像，彻底败坏了逝者生前留在亲朋好友间音容笑貌的美好记忆。我很钦佩张爱玲为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做出的独特安排，她一个人隐居在美国洛杉矶的最高层公寓中，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疾病悄然去世。临终前头脑非常清醒，有条不紊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函，留下如何处置自己遗产以及‘立即火化，不要殡殓仪式，骨灰撒在任何广漠无人处’的简短遗嘱后，身着自己平生最喜爱的旗袍，神态安详地告别这个她生活了75年的世界。”
西方社会有一种“善终计划”，就是当事人与殡仪馆之间，针对其身后之殓葬事宜签定一份合同档案，未雨绸缪地规定了殓葬过程的各种细节及财务安排，以保证完成当事人亲自选定，因而最符合自己心愿的最后归宿。
因为中国没有这类计划，所以我立下遗嘱：“我西去之后，直接送去火化，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遗体告别，不要人为化妆，不要播放哀乐，就像我当初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样，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原汁原味地离开这个人世。”
我不赞成开追悼会，仅仅指我个人，至于那些在学术文化上有贡献、文学艺术上有建树，真正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我不仅仅支持开追悼会，还应该举行隆重的葬礼。
不过拒绝追悼会的名人也不少，豁达如钱钟书，他生前就“讨厌那些不痛不痒之辞和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伦不类的话”，他早就留下遗言，免除官制式的隆重追悼。
艺术大师吴冠中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创造，真正的人生就是要创造，如果不能创造生命就没有意义，和动物没有两样了。他生前留下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
上海作家程乃珊在遗嘱中提到，希望在她过世后，由音乐家陈钢与另两位好友为她在教堂举办一场追思会，“希望和母亲一样，有优雅的老歌，有亲朋好友送行”。结果，亲友们举办了一场规模较大的“天鹅之歌”纪念音乐会为她送行。
我想，对亲人最好的追悼和纪念，就是多读他们的书、多看他们的画、多听他们的乐曲，多在心中思念他们。
我曾经参加过一位老同事的家庭追思会，一张放大照片静静安置在鲜花丛中，她的老伴儿深情回忆着他对她的爱和照顾，娓娓道来，细数她为这个家庭付出的种种贡献，其他家人则陆续讲述她的生平趣事，诉说着对她的钟爱及不舍，全场笼罩着浓浓的亲情。
我静静地听着、想着、思念着，深受感染和感动。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领导人致词，没有租用昂贵的大厅，没有劳师动众，这是我參加过的最朴素、最简洁也最温馨的告别方式。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丧葬礼仪都是沿着一条从繁到简、从奢到俭的方向不断演变改革的。胡适先生早就预言过：“未来的社会生活将会更为复杂，丧礼应该更趋于简单。”这种实行了数十年的“追悼会”丧礼形式，看来正面临着一场悄悄的革命。 (王祖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