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侠，《说文解字》言：“夹，持也，从大，侠二人。”“侠”的本意为跟从扶持大人物之人，也就是说侠最开始是供大人物差遣的人。法家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战国四公子皆以养士名动天下，从博徒卖浆者到鸡鸣狗盗之徒，其间不乏任侠者。士阶层中的尚武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为侠，这一时期的侠多投身于他人门下为客，“侠客”便因此而来。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焉。”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司马迁看到了“游侠”的阳刚血性和英雄气概。最早为侠下定义，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后世侠文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侠客不同于刺客。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看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这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之嫌。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三侠五义》对“侠”作过这样的阐述：“行侠作义的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为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