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祝总骧，是个不太爱读书的孩子，嬉戏贪玩，养鸽养鸟，常受到父亲的责备。而此时他的哥哥、姐姐们皆学业长进，颇受赞许。父亲对他不再报什么希望，任其我行我素。1939年，他终于走进中国大学校园，这才逐渐明白了“业精于勤，荒于嬉”(唐？韩愈《进学解》)的道理。尤其在读大三时，得到孟昭威、张子高、蔡馏生三位教授的谆谆教诲，使祝总骧如梦初醒，受益匪浅。至今，孟昭威教授的告诫仍记忆犹新：“总骧，你要发愤读书呀!到了中国大学必须要刻苦学习，掌握一门技术，才能在社会上有个立足之本呀!”

    教授们的亲切教诲，对祝总骧的成长及人生观、世界观和科学观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那时起，祝总骧常思忖这么一个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经过三位教授的启发和自己的理解，体悟出社会的进步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为此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人生观、世界及科学观的雏形，即致力于科学研究，投身于科学救国，为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科技进步贡献自己毕生的智慧和力量。

    1943年，祝总骧大学毕业后，日寇的铁蹄已践踏华北这方皇天厚土，北平遭到沧陷。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岂能是草木皆兵，秋毫无犯？年轻的祝总骧不由对自己当初的“科学救国”思想感到滑稽可笑，迷惘中他背起行李，决意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去寻找光明和真理。当时他对国民党政府还报有一丝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