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轶闻
一、“扬州八怪”实指哪八家
“扬州八怪”天下闻名。但“扬州八怪”实指哪八家，却说法不一。“八怪”的称呼，可能在当时已经流传，但文献上并无记载。清末时，文献上虽有了记载，但记载者也多是根据传闻，互相间并不统一。集中当时的说法，扬州被称为“八怪”的画家，就有汪士慎、李觯、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板桥)、李方膺、罗聘、华岔、高风翰、边寿民、闵贞、李勉、陈撰、杨法等，共有十五六位之多。解放后，美术史专家中有的人曾提出“扬州八怪”应改称为“扬州画派”，这样可以不受“八”这个数字的限制，但多数人认为应尊重“八怪”这个习称已久的历史名词。他们考虑到这个画家群体在书画风格上的相近以及艺术成就的高低，采用了清末李玉菜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所举人名，只取上面列出的前8人。这8人是：
高翔(本地人)；李觯、郑燮(二人系扬州府属兴化县人)；罗聘(原籍安徽歙县，在他前辈时已迁居扬州)；汪士慎(安徽歙县人，流寓扬州)、黄慎(福建宁化人，流寓扬州)、金农(浙江杭州人，流寓扬州)；李方膺(江苏南通人，在外地做官近30年，后退居南京，时常往来于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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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或官或民均贫寒
“扬州八怪”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大都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年长后又各抱才艺，但是在人生中却都历经了坎坷不平的道路。
八人中黄慎、高翔、汪士慎、罗聘终身为职业画家，没有登过仕途。这是由于家庭困窘，无力供他们求学科举。黄慎幼年丧父，为了侍奉母亲，只好学画。为此，他的母亲曾含泪说：“儿为是良非得已。”罗聘“幼遭孤露”，少年时就学画卖画。后来他虽然卖画很多，常与名公臣卿交往，但是却仍“一身道长，半世饥驱”，到晚年甚至“质衣欲尽，债帖难偿，”从北京回家时连路费都没有。
旧时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要头上有顶乌纱帽，便会腰缠万金。但“八怪”中当过官的三人却是例外。他们中，郑燮以进士出身，李鲜靠举人检选，李方膺以父亲关系，都曾做过县令。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都因与上司不合，统统被罢了官。郑燮是“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中年的境况竟至“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李鲜虽家有田地，一旦失意之后，都是“剥啄催租恼吏频，水田德亩翻为累”，不得已只好加紧作画以作补偿。李方膺的父亲虽然官位不小，他自己也作过多年县官，但家里并无积蓄和固定产业，所以在他“去官后，穷老无依，益肆力于画，以资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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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农捷才为人解围
当时，扬州文人声誉颇高，达官士宦经常举行诗会，“每会酒肴俱极珍美”。在这样一种风气下，商人们也都竟相效仿，以标榜风雅。“八怪”中的多数人都经常出席这种盛会。
据传，金农客居扬州时，一日，某富商在乎山堂请客，金农尊居首席。席间，大家以古人诗句飞红为酒令。轮到一位盐商，想了好一阵未想出来，客人们都说要罚他一杯。盐商忽笑着说：“有了!‘柳絮飞来片片红。”’举座哗然，有人疑其是杜撰的。金农发话说：“这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引用得很贴切。”众人说那全诗是什么?金农随口诵道：“廿四桥边廿四风，凭阑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都赞叹金农多识广闻。
其实，这首诗是金农临时口占的。由于他为盐商解了围，盐商十分感激，第二天便赠他厚礼。
四、郑燮去官百姓”画像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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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曾两任县令，做了十余年的官。他平时接触社会生活面较广，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他在《家书》里曾教导弟弟不要多置田产，说：“若再多求，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他这其实是借题骂那些为富不仁者。在他的心里，总想为民办好事，做个“好官”。
郑燮做县官的时候，总是“右窭子而左富商”。遇到灾荒，也敢于对抗上级，进行赈灾工作。他在潍县做官时，正值山东大灾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深得民心。他还“令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使大量灾民摆脱了饥饿。所以，“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潍人戴德，为立祠。”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五、汪士慎以手摸索作字画
汪士慎一生清贫，以卖画为生，54岁时不幸左眼病瞎，67岁时，余下的一只眼也瞎了。双目失明后，生活更加潦倒。
但是，汪士慎没有在困境面前退缩。他自我安慰道：“衰龄忽尔丧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
他虽然双目失明，但以“心”来“观”看世间的美与丑，练习着用手摸索写字作画。经过刻苦努力，画技竟大有长进，“工妙胜于未瞽时”。
一次，他拿着自己的草书，高兴地去找金农。此时金农也在病中。金农看了他的字神妙非常，大为赞叹。于是两人便谈诗论画，互相鼓励，直至尽欢而散。, 百拇医药(紫 蛟)
“扬州八怪”天下闻名。但“扬州八怪”实指哪八家，却说法不一。“八怪”的称呼，可能在当时已经流传，但文献上并无记载。清末时，文献上虽有了记载，但记载者也多是根据传闻，互相间并不统一。集中当时的说法，扬州被称为“八怪”的画家，就有汪士慎、李觯、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板桥)、李方膺、罗聘、华岔、高风翰、边寿民、闵贞、李勉、陈撰、杨法等，共有十五六位之多。解放后，美术史专家中有的人曾提出“扬州八怪”应改称为“扬州画派”，这样可以不受“八”这个数字的限制，但多数人认为应尊重“八怪”这个习称已久的历史名词。他们考虑到这个画家群体在书画风格上的相近以及艺术成就的高低，采用了清末李玉菜在《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所举人名，只取上面列出的前8人。这8人是：
高翔(本地人)；李觯、郑燮(二人系扬州府属兴化县人)；罗聘(原籍安徽歙县，在他前辈时已迁居扬州)；汪士慎(安徽歙县人，流寓扬州)、黄慎(福建宁化人，流寓扬州)、金农(浙江杭州人，流寓扬州)；李方膺(江苏南通人，在外地做官近30年，后退居南京，时常往来于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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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或官或民均贫寒
“扬州八怪”有着共同的命运。他们大都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较好的文化教养，年长后又各抱才艺，但是在人生中却都历经了坎坷不平的道路。
八人中黄慎、高翔、汪士慎、罗聘终身为职业画家，没有登过仕途。这是由于家庭困窘，无力供他们求学科举。黄慎幼年丧父，为了侍奉母亲，只好学画。为此，他的母亲曾含泪说：“儿为是良非得已。”罗聘“幼遭孤露”，少年时就学画卖画。后来他虽然卖画很多，常与名公臣卿交往，但是却仍“一身道长，半世饥驱”，到晚年甚至“质衣欲尽，债帖难偿，”从北京回家时连路费都没有。
旧时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要头上有顶乌纱帽，便会腰缠万金。但“八怪”中当过官的三人却是例外。他们中，郑燮以进士出身，李鲜靠举人检选，李方膺以父亲关系，都曾做过县令。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都因与上司不合，统统被罢了官。郑燮是“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中年的境况竟至“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李鲜虽家有田地，一旦失意之后，都是“剥啄催租恼吏频，水田德亩翻为累”，不得已只好加紧作画以作补偿。李方膺的父亲虽然官位不小，他自己也作过多年县官，但家里并无积蓄和固定产业，所以在他“去官后，穷老无依，益肆力于画，以资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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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农捷才为人解围
当时，扬州文人声誉颇高，达官士宦经常举行诗会，“每会酒肴俱极珍美”。在这样一种风气下，商人们也都竟相效仿，以标榜风雅。“八怪”中的多数人都经常出席这种盛会。
据传，金农客居扬州时，一日，某富商在乎山堂请客，金农尊居首席。席间，大家以古人诗句飞红为酒令。轮到一位盐商，想了好一阵未想出来，客人们都说要罚他一杯。盐商忽笑着说：“有了!‘柳絮飞来片片红。”’举座哗然，有人疑其是杜撰的。金农发话说：“这是元人咏平山堂的诗，引用得很贴切。”众人说那全诗是什么?金农随口诵道：“廿四桥边廿四风，凭阑犹忆旧江东。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众人都赞叹金农多识广闻。
其实，这首诗是金农临时口占的。由于他为盐商解了围，盐商十分感激，第二天便赠他厚礼。
四、郑燮去官百姓”画像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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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曾两任县令，做了十余年的官。他平时接触社会生活面较广，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他在《家书》里曾教导弟弟不要多置田产，说：“若再多求，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他这其实是借题骂那些为富不仁者。在他的心里，总想为民办好事，做个“好官”。
郑燮做县官的时候，总是“右窭子而左富商”。遇到灾荒，也敢于对抗上级，进行赈灾工作。他在潍县做官时，正值山东大灾荒，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赈灾措施，深得民心。他还“令大兴工役，修城凿池，招徕远近饥民，就食赴工”，使大量灾民摆脱了饥饿。所以，“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潍人戴德，为立祠。”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难得的。
五、汪士慎以手摸索作字画
汪士慎一生清贫，以卖画为生，54岁时不幸左眼病瞎，67岁时，余下的一只眼也瞎了。双目失明后，生活更加潦倒。
但是，汪士慎没有在困境面前退缩。他自我安慰道：“衰龄忽尔丧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
他虽然双目失明，但以“心”来“观”看世间的美与丑，练习着用手摸索写字作画。经过刻苦努力，画技竟大有长进，“工妙胜于未瞽时”。
一次，他拿着自己的草书，高兴地去找金农。此时金农也在病中。金农看了他的字神妙非常，大为赞叹。于是两人便谈诗论画，互相鼓励，直至尽欢而散。, 百拇医药(紫 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