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寥若晨星来形容中国的性学家，那么刘达临就是晨星中非常璀璨的一颗。

    20世纪60年代初期，刘达临所在部队发生了一起案件：一位女广播员与宣传科长发生关系而怀孕了。东窗事发后，二人一起外逃，途中，女广播员服毒自尽。这起案件使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刘达临思考良久，从而对费孝通教授的观点“性可以破坏社会身份，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团体”加深了理解，并萌发了研究性学的动机。

    多年之后，刘达临总结出这样的理论：人们的爱情、婚姻和性总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总是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而军队关于婚姻的许多“规定”也无一例外地反映着时代的特征。

    经历20年军旅生涯后，复员回到上海的刘达临被分配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70年代初，他所在的车间连续发生了几起男女关系“事件”，再次引起他对社会学问题的关注。一位30多岁的女工背着老实巴交的工人丈夫，与一个比她小的社会青年发生性关系；一个大学毕业的女技术员与同班组一个比她小7岁的男青年发生性关系，在公园的树丛里被人捉住。这些事的出现在他看来决非偶然，分明是社会学里性与道德的话题范畴。有思考便渴望行动。刘达临期待着行动的机会。

    转机终于到来。1982年4月，刘达临调到复旦大学分校《社会》杂志编辑部，当上了编辑。夙愿得偿，如鱼得水。他很快从婚姻家庭研究进入到性学研究。

    1983年暑假，刘达临根据我国离婚率逐年上升的现实，带着几个学生到上海长宁区民政局作调查。调查结果使他吃惊不已———由性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离婚占离婚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