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无我故我寿(1)
去年12月11日是我国物理学泰斗、中科院资深院士钱学森先生94岁生日，恰好又是钱老归国50周年。这位已达耄耋之年的老者在自己家中度过这个双喜临门的纪念日。因为身体缘故，钱老没有举行大型庆祝活动，但他仍然感到满足，因为钱老的家人说，那一天钱老一直乐呵呵地。
钱老爱笑，这个特点和他酷爱藏书一起几乎成为他的第二张名片。在宽容随和的另一面，钱老又是一个治学严谨、信念坚定的科学家。他的微笑不仅是一个动作，更是宽阔胸怀的表象；他的严谨也不只是一种习惯，而是对国家、民族大义的珍重。
人生的成败，关键在于正确的选择。钱学森从小就有一腔爱国的热情，因此，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的脚步都坚定而执著。是对祖国，对人民无私的爱，让他无怨无悔，也因此可以从容应对困难和挫折，无论多么优越的物质条件都可以放弃；在失去自由的时候保持乐观。
这何尝不是长寿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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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1911年12月11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父曾是一位丝商，后来家道没落。民国成立后，他的父亲钱均夫就职当时的教育部后，在钱学森三岁时举家来到北京。钱学森在北京读完小学、中学后，决心考工科。当时的他认为中国工业落后是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他的想法是“振兴工业救中国”。1929年，钱学森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暑假，他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公派留学生。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钱老说，当时国民政府选拔一批留学生赴美，我感慨于中国民不聊生的现状，于是决定赴美求学，学成之后回国奉献。
钱老一走就是整整20年。虽然时间漫长，但他从没有改变“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初衷，无论在国外拥有怎样优厚的待遇，也无论他归国的途中出现怎样的坎坷，钱老始终坚信，中国才是永远的家。
到美国后，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他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超音速时代之父”之称的卡门教授。在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勤奋好学的钱学森极大地发挥了他的天赋，他不仅著述甚丰、成果显赫，而且成为当时有名望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研究小组吸收的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年轻的钱学森已经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科研经验，成为科研小组的元老，对二战期间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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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受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与同事们合作研究，提出了一份题为《远程火箭的评论和部分分析》的重要研究报告，为美国在40年代研制成功第一批地对地导弹奠定了理论基础。1945年，他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组专家。战后，钱学森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主任。
“二战”结束后，美国空军赞扬钱学森对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他的贡献和价值，多次得到美国军方和官方的赞扬和确认，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成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作为家中独子，他既思念家人，又惦念祖国。1947年夏天，钱学森回国探亲。这次省亲中，他参观了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并给学生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很大轰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混乱的时局最终让他谢绝邀请，回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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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天意的另一种安排。这一年秋天，钱学森在美国和蒋英结为伉俪。蒋英是女高音声乐家，是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和蒋左梅夫妇的三女，后来留学维也纳、柏林学习声乐。
婚后，钱学森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同时还担任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而不久之后，大洋彼岸的中国发生了惊撼天地的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个消息令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十多年来他刻苦辛勤地准备，不就是等待着报效祖国的那一天么。先是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之后又是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的政治时局，几度归来报效祖国的愿望都被现实粉碎了，现在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候。
当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他们拥有十分优越的条件，但祖国的召唤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一切。钱学森曾激动地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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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钱学森没有想到，这个愿望又让他们苦苦等待了六年，才最终实现。
钱学森在美国工作的十多年间，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1950年，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他有非法入境的嫌疑，钱学森想以探亲为由立即回国。当他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时，却在海关被美国国防部扣留。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将他拘留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虽然两星期后他在美国的同事和朋友将他保释出来，但他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并被滞留五年。
但钱学森并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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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立即想到给陈叔通写信，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但当时钱学森已被特务监视，他只得将信写在一张香烟纸上，夹在蒋英写给她在比利时的妹妹的信里，悄悄地寄了出去。陈叔通接到信的当天，就把信送交给周恩来总理。
1955年10月8日，几度坎坷，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一家人就来到天安门广场，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让他们激动不已。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我一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当一个人所做的事，能被称为事业，并可以被称为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所做的事业，那么他就会充满热情和力量。这样的热情和力量可以让人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钱老回国后，日夜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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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老爱笑，这个特点和他酷爱藏书一起几乎成为他的第二张名片。在宽容随和的另一面，钱老又是一个治学严谨、信念坚定的科学家。他的微笑不仅是一个动作，更是宽阔胸怀的表象；他的严谨也不只是一种习惯，而是对国家、民族大义的珍重。
人生的成败，关键在于正确的选择。钱学森从小就有一腔爱国的热情，因此，他的理想、他的奋斗、他的脚步都坚定而执著。是对祖国，对人民无私的爱，让他无怨无悔，也因此可以从容应对困难和挫折，无论多么优越的物质条件都可以放弃；在失去自由的时候保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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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祖籍浙江杭州，1911年12月11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父曾是一位丝商，后来家道没落。民国成立后，他的父亲钱均夫就职当时的教育部后，在钱学森三岁时举家来到北京。钱学森在北京读完小学、中学后，决心考工科。当时的他认为中国工业落后是国家落后的主要原因，他的想法是“振兴工业救中国”。1929年，钱学森中学毕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暑假，他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公派留学生。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钱老说，当时国民政府选拔一批留学生赴美，我感慨于中国民不聊生的现状，于是决定赴美求学，学成之后回国奉献。
钱老一走就是整整20年。虽然时间漫长，但他从没有改变“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的初衷，无论在国外拥有怎样优厚的待遇，也无论他归国的途中出现怎样的坎坷，钱老始终坚信，中国才是永远的家。
到美国后，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一年后他决定追随当时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超音速时代之父”之称的卡门教授。在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勤奋好学的钱学森极大地发挥了他的天赋，他不仅著述甚丰、成果显赫，而且成为当时有名望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火箭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研究小组吸收的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年轻的钱学森已经在近代力学和喷气推进方面取得了宝贵的科研经验，成为科研小组的元老，对二战期间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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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受美国军方委托，钱学森与同事们合作研究，提出了一份题为《远程火箭的评论和部分分析》的重要研究报告，为美国在40年代研制成功第一批地对地导弹奠定了理论基础。1945年，他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组专家。战后，钱学森担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研究中心的主任。
“二战”结束后，美国空军赞扬钱学森对胜利做出了“无法估价的贡献”。他的贡献和价值，多次得到美国军方和官方的赞扬和确认，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成曾写道，“钱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是“制定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向喷气式飞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作为家中独子，他既思念家人，又惦念祖国。1947年夏天，钱学森回国探亲。这次省亲中，他参观了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并给学生作了工程和工程科学的演讲，引起很大轰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再挽留他，但混乱的时局最终让他谢绝邀请，回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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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钱学森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同时还担任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而不久之后，大洋彼岸的中国发生了惊撼天地的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个消息令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十多年来他刻苦辛勤地准备，不就是等待着报效祖国的那一天么。先是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社会现实，之后又是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的政治时局，几度归来报效祖国的愿望都被现实粉碎了，现在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候。
当时，钱学森已是世界著名科学家，夫人蒋英也在音乐界享有声誉，他们拥有十分优越的条件，但祖国的召唤让他们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一切。钱学森曾激动地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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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在美国工作的十多年间，为美国航空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当得知钱学森要回国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1950年，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并指控他有非法入境的嫌疑，钱学森想以探亲为由立即回国。当他一家人准备乘坐加拿大班机离开时，却在海关被美国国防部扣留。之后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将他拘留起来，剥夺了他的自由。虽然两星期后他在美国的同事和朋友将他保释出来，但他继续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并被滞留五年。
但钱学森并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他一方面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坚持斗争，寻找回国的时机。1955年5月，他从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其中有他家的世交陈叔通和毛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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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8日，几度坎坷，钱学森一家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钱学森一家人就来到天安门广场，雄伟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让他们激动不已。
在美国的20年里，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他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我一美元也不存，许多人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当一个人所做的事，能被称为事业，并可以被称为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所做的事业，那么他就会充满热情和力量。这样的热情和力量可以让人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健康的体魄。钱老回国后，日夜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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