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学之父 王大珩的科学人生观
“精神，很重要，必须把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摆正。”身为著名科学家的王大珩说，自己在年轻时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胸有大志，并没立志要当什么大科学家。从小父亲比较重视教王大珩的数学，他的中学数学都是跟父亲在家学的，而不是在学校里念的。后来考大学时，父亲说：“你还是去学工吧，将来好有饭吃，如果学理的话，将来弄得不好连饭都吃不上了。”而王大珩自己有学物理的兴趣，心想将来就算是做个穷教员也行——这样他就进了清华物理系。所以他坦言自己的读书动机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志气，而是显得多少有点随波逐流。
但是，后来王大珩认识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所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学到东西，科学技术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家的天职，还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另外，科学家还应献身、求实、协作。协作精神也是从事科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素质。现代科学很少是个人能推动的，没有奉献精神、受委屈精神，就无法与人协作。这些精神也是作为科学上的道德。”
王大珩对自己的价值从未考虑过，“我做事情并不是要得个什么奖，要在科学上有什么地位，这不是我的志气，而最关键的，是我要在科学上起什么作用，做什么贡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王大珩民族意识的具体体现。他认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献身是必须的，不然就学别的学科；求实是科学的精神，不求实就不能称其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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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何泽慧和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说是除了每月要付给他们每人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王大珩想，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他就跑去认真了解这个公司的具体情况。经过了解，王大珩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他们三人的专业根本就不对口。王大珩说，这怎么行?人家说没关系。人家的意思很明确，并不指望这三个人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他们头顶上这个著名科学家的名。王大珩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王大珩不仅自己推却了这个顾问，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告诉他们说，你们都不要去了，那个公司的业务与我们不对口。
王大珩有个学生叫赵文兴，1982年；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文章写得很好，但王大珩一眼就发现他把自己的名字署到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倒是王大珩的，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王大珩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这个实验，又是他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他在前王大珩在后，王大珩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了。
, 百拇医药
王术珩想，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设做工作也要署名，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大款邻居，一出门就有自己的小汽车。父亲就说，你不要羡慕那些人，那些都是拿了不应当拿的钱的，我们要靠实际本事来吃饭。由于父亲是个老一辈的科学家，满足于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王大珩说，许多大学教授现在也很清贫，如果他们要想得到物质上的享受也是能得到的，但不能为了这个目的去做事情，在物质方面，知识分子是很容易满足的。
“名”是社会承认一个人献身精神的表现。虽然没有拿到物质上的报酬，社会上用“名”来扶持、补偿，这是对价值的肯定。这种制度用好了也很好，它是促进社会进步，鼓励人们做贡献的很好的手段。“名”并非自己有心去创造，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上的承认，自己去追求就没有意义了。前些年，王大珩和何泽慧等院士到漠河参加观测日全食的活动。一些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请他们在邮封上签名。王大珩随口问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我给你签名呢?”女孩子的回答让他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签名以后就值钱了!”孩子的思想中竟装着这么多赚钱的概念，王大珩当即意识到我们的教育有些问题。娃娃的意识形态根植的时期，接受能力最强，有些东西形成以后长大要扳过来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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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说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德”是被时代逼出来的，因为感受到国家存亡的巨大压力。如今不是那样的环境了，生活好了，吃苦少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陷到个人主义的凹臼里去，道德教育应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你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王大珩强调，人一生下来就会要好的东西吃，这是生存本能。从进化论上讲，社会进步也是从个人生存利益关系向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进化，所以“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不能对等，后者必须大于前者，讲奉献。
王大珩年事已高，矍铄依然，生活中不烟不酒不锻炼，他说他的上一届同学钱伟长便是奉行这“三不”奇诀。他的锻炼方法便是用脑思考，他脑子里永远装着国家大计，心里面总是揣着忧患意识，他的精神已经铸就一座丰碑，他的信念也已飘扬成一面不倒的红旗。
我国现阶段“资深院士”的月薪，加上津贴也不过3000多元。王大珩住着勉强称得上部级待遇的住房，过去有部“伏尔加”专车，1999年组织给他换了辆高档些的“桑塔纳2000”，这恐怕是行政机构为没有行政职务的科学家配备的最好的轿车了。王大珩没有过高的物质欲望，这于他已是非常满意的，他说，“有好的开端就该有好的结局，有是从无而来的，多也是由少积累的，中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王大珩对老伴几十年如一日对他的精心照顾也是有感于心，在他心目中，几十年的夫妻生活都是如协奏曲一样和谐美好，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嘴。王大珩坦言，“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吵嘴的，平常都各忙各的，都愿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家里的事都是顾大夫担当，她任劳又任怨，也不计较什么。而且对我的生活和身体照顾得很多、很好，对家庭她付出了所有。”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王大珩与顾又芬的性格都是温情脉脉的，总如和煦的春风，温绵的泉流。, 百拇医药(吴志菲)
但是，后来王大珩认识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所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学到东西，科学技术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家的天职，还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另外，科学家还应献身、求实、协作。协作精神也是从事科学研究人员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素质。现代科学很少是个人能推动的，没有奉献精神、受委屈精神，就无法与人协作。这些精神也是作为科学上的道德。”
王大珩对自己的价值从未考虑过，“我做事情并不是要得个什么奖，要在科学上有什么地位，这不是我的志气，而最关键的，是我要在科学上起什么作用，做什么贡献”。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是王大珩民族意识的具体体现。他认为，对一个科学家来说，献身是必须的，不然就学别的学科；求实是科学的精神，不求实就不能称其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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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有个公司提出请王大珩、何泽慧和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说是除了每月要付给他们每人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王大珩想，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他就跑去认真了解这个公司的具体情况。经过了解，王大珩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他们三人的专业根本就不对口。王大珩说，这怎么行?人家说没关系。人家的意思很明确，并不指望这三个人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他们头顶上这个著名科学家的名。王大珩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王大珩不仅自己推却了这个顾问，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告诉他们说，你们都不要去了，那个公司的业务与我们不对口。
王大珩有个学生叫赵文兴，1982年；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文章写得很好，但王大珩一眼就发现他把自己的名字署到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倒是王大珩的，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王大珩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这个实验，又是他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他在前王大珩在后，王大珩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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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术珩想，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做导师的在署名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设做工作也要署名，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王大珩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大款邻居，一出门就有自己的小汽车。父亲就说，你不要羡慕那些人，那些都是拿了不应当拿的钱的，我们要靠实际本事来吃饭。由于父亲是个老一辈的科学家，满足于过一种清苦的生活。王大珩说，许多大学教授现在也很清贫，如果他们要想得到物质上的享受也是能得到的，但不能为了这个目的去做事情，在物质方面，知识分子是很容易满足的。
“名”是社会承认一个人献身精神的表现。虽然没有拿到物质上的报酬，社会上用“名”来扶持、补偿，这是对价值的肯定。这种制度用好了也很好，它是促进社会进步，鼓励人们做贡献的很好的手段。“名”并非自己有心去创造，最重要的是得到社会上的承认，自己去追求就没有意义了。前些年，王大珩和何泽慧等院士到漠河参加观测日全食的活动。一些参加活动的孩子们请他们在邮封上签名。王大珩随口问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你为什么要我给你签名呢?”女孩子的回答让他听了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签名以后就值钱了!”孩子的思想中竟装着这么多赚钱的概念，王大珩当即意识到我们的教育有些问题。娃娃的意识形态根植的时期，接受能力最强，有些东西形成以后长大要扳过来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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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说他们那一代人身上的“德”是被时代逼出来的，因为感受到国家存亡的巨大压力。如今不是那样的环境了，生活好了，吃苦少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容易让人往物质利益上使劲，陷到个人主义的凹臼里去，道德教育应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医学上讲预防医学，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让你生病，教育也有同样的意义，因此道德教育要从幼儿园抓起。王大珩强调，人一生下来就会要好的东西吃，这是生存本能。从进化论上讲，社会进步也是从个人生存利益关系向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进化，所以“人人为我”和“我为人人”不能对等，后者必须大于前者，讲奉献。
王大珩年事已高，矍铄依然，生活中不烟不酒不锻炼，他说他的上一届同学钱伟长便是奉行这“三不”奇诀。他的锻炼方法便是用脑思考，他脑子里永远装着国家大计，心里面总是揣着忧患意识，他的精神已经铸就一座丰碑，他的信念也已飘扬成一面不倒的红旗。
我国现阶段“资深院士”的月薪，加上津贴也不过3000多元。王大珩住着勉强称得上部级待遇的住房，过去有部“伏尔加”专车，1999年组织给他换了辆高档些的“桑塔纳2000”，这恐怕是行政机构为没有行政职务的科学家配备的最好的轿车了。王大珩没有过高的物质欲望，这于他已是非常满意的，他说，“有好的开端就该有好的结局，有是从无而来的，多也是由少积累的，中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
王大珩对老伴几十年如一日对他的精心照顾也是有感于心，在他心目中，几十年的夫妻生活都是如协奏曲一样和谐美好，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吵过嘴。王大珩坦言，“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吵嘴的，平常都各忙各的，都愿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家里的事都是顾大夫担当，她任劳又任怨，也不计较什么。而且对我的生活和身体照顾得很多、很好，对家庭她付出了所有。”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王大珩与顾又芬的性格都是温情脉脉的，总如和煦的春风，温绵的泉流。, 百拇医药(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