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农民之痛 中国之痛(2)
一位姓刘的家长，其儿子在东升学校六(3)班，一家三口住在20平米的房子里，家住关山。儿子坐校车上学，共收45元，含中午的饭钱。这位家长认为收费很便宜。儿子3年级从仙桃市转到东升学校读书，成绩在班上排前10名。他经常鼓励孩子，对学习抓得严。班主任家访过，提醒家长不能放松孩子的学习。他对东升学校的教学质量满意，希望孩子继续在东升学校读初中。
武汉市的做法，农民工及其孩子比较满意：保证打工者的孩子在武汉市有书读，老师比较负责，政府收费管理到位，学生经济负担不重，这些孩子参加中考也没有障碍。打工者的孩子认为，他们在武汉市学习和生活比在农村好，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学习和生活。调查发现，随州市各地出现了一种“代理家长”的职业。厉山镇每年有近7000名农民外出打工，为给“留守学生”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生活环境，“代理家长”应运而生，据调查人员了解到，这些“代理家长”同留守学生的家长都签订了协议书，家长每年为此要付出1500~1800元的代理费用。“代理家长”除了要照顾好学生的生活起居外，还要负责教育好学生，对其实行跟踪管理，并及时与家长互通信息。据称，厉山镇的“代理家长”数量不少，且这种现象还在向其他乡镇伸延。
京山县坪坝镇唐庙村是全镇有名的打工村，村干部在管教、照料留守儿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全村1312人，814个劳动力几乎在外打工，只有几个村干部和老人、孩子在家里，全村初中生132人，小学生106人。父母在外打工，村干部成了孩子的第二监护人。调查组在唐庙村了解到，村里5名有爱心、负责的干部，每人联系30多个学生，全村的学生都在上学，一个也没有少。
目前，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高度重视并且有所作为的，主要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非常沉重、复杂，破解这一难题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现实中，有力地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教育环境，决非易事。调查中，受调查的教师、校长都认为寄宿制学校有利于“留守学生”的管理、教育，但由于经费原因，许多农村学校无法实行寄宿制，现有的寄宿制学校也由于条件简陋、生活条件太差使得家长不放心孩子寄宿。 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办学条件差，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农村留守儿童很难得到老师更多的关心、照顾。可见，农村留守学生的许多困难，处于农村基础教育整体困难的背景下，真正解决起来，谈何容易。
从根本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人员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打工的农民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给予照顾，原因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种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必须在户籍所在地中考、高考等制度形成的壁垒，农民工无法承担子女入学的高昂费用问题、在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入学无法解决升学考试问题、各地教材的选用不同使得这些群体的子女在转学后面临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等，都成为留守儿童产生的背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状况造成的，是社会转型中的成本和代价，这个成本和代价需要政府、全社会来共同承担，而不应由农民自己来扛。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求解过程，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个曲折复杂、充满艰难险阻的长期过程。时下，中央政府已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国策，而社会公平、稳定，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增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1000万留守农村儿童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完)
(本文作者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编辑/陈 虹 于 洪 (胡朝阳 张振乾)
武汉市的做法，农民工及其孩子比较满意：保证打工者的孩子在武汉市有书读，老师比较负责，政府收费管理到位，学生经济负担不重，这些孩子参加中考也没有障碍。打工者的孩子认为，他们在武汉市学习和生活比在农村好，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学习和生活。调查发现，随州市各地出现了一种“代理家长”的职业。厉山镇每年有近7000名农民外出打工，为给“留守学生”创造一个适宜的学习、生活环境，“代理家长”应运而生，据调查人员了解到，这些“代理家长”同留守学生的家长都签订了协议书，家长每年为此要付出1500~1800元的代理费用。“代理家长”除了要照顾好学生的生活起居外，还要负责教育好学生，对其实行跟踪管理，并及时与家长互通信息。据称，厉山镇的“代理家长”数量不少，且这种现象还在向其他乡镇伸延。
京山县坪坝镇唐庙村是全镇有名的打工村，村干部在管教、照料留守儿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全村1312人，814个劳动力几乎在外打工，只有几个村干部和老人、孩子在家里，全村初中生132人，小学生106人。父母在外打工，村干部成了孩子的第二监护人。调查组在唐庙村了解到，村里5名有爱心、负责的干部，每人联系30多个学生，全村的学生都在上学，一个也没有少。
目前，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高度重视并且有所作为的，主要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非常沉重、复杂，破解这一难题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现实中，有力地改变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教育环境，决非易事。调查中，受调查的教师、校长都认为寄宿制学校有利于“留守学生”的管理、教育，但由于经费原因，许多农村学校无法实行寄宿制，现有的寄宿制学校也由于条件简陋、生活条件太差使得家长不放心孩子寄宿。 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薄弱、办学条件差，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农村留守儿童很难得到老师更多的关心、照顾。可见，农村留守学生的许多困难，处于农村基础教育整体困难的背景下，真正解决起来，谈何容易。
从根本上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人员认为：城乡二元结构使进城打工的农民无法将子女带在身边给予照顾，原因在于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与这种户籍制度相伴而生的子女免费或低收费入学、必须在户籍所在地中考、高考等制度形成的壁垒，农民工无法承担子女入学的高昂费用问题、在简陋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入学无法解决升学考试问题、各地教材的选用不同使得这些群体的子女在转学后面临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等，都成为留守儿童产生的背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逐步实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心，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状况造成的，是社会转型中的成本和代价，这个成本和代价需要政府、全社会来共同承担，而不应由农民自己来扛。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求解过程，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定是个曲折复杂、充满艰难险阻的长期过程。时下，中央政府已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国策，而社会公平、稳定，民众生活质量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增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1000万留守农村儿童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完)
(本文作者为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编辑/陈 虹 于 洪 (胡朝阳 张振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