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减压团体被应用于存在心理危机的受创伤者或与危机干预有关的人员中，如目睹暴力情境的儿童、消防队员、医疗服务人员、法律事务人员，甚至FBI等。

    一些学者论述了减压团体在危机干预中的适用性。Ziegler 和 Weidner (2006) 认为“减压团体”干预模式适用于那些目睹暴力情境的儿童，但是“父母评估”因素会影响其干预效果。Jeannette 和Scoboria (2008) 对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142名消防人员所偏爱的心理干预模式作了调查。研究者给消防队员提供五种不同程度的创伤情境，采取减压团体、个体减压、非正式团体讨论和无干预四种危机干预模式。结果发现，随着危机情境严重性的增加，个体对非正式团体讨论干预模式的喜欢程度也会增加；而在中低严重程度的危机情境中，受试者更加倾向于个体减压的干预模式。此外，Halpern、Gurevich、Schwartz 和Brazeau (2009) 也将减压团体运用于医疗服务人员的危机干预中，致力于形成一个纳入医疗急救人员文化背景的减压团体干预模式。

    也有一些学者就减压团体在某些特殊领域，如法律和安全机构的应用提出了建议和发展方向。如Malcolm、Seaton、Perera、Sheehan 和Van Hasselt (2005) 就减压团体在法律领域的应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减压团体在法律应用领域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减压团体的应用现状；减压团体干预模式的效度研究；减压团体在多元、特定的群体中运用时所产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