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烟儿童”：原理、效果及其应用前景(2)
(二)方案对象的选择
“无烟儿童”干预效果的评定是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来完成的，分为干预组和控制组。采用自愿原则招募参加者，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小学招募，即要求学校将招募信息用纸质信件的方式让学生带给家长阅读，招募信息包括研究的基本信息、知情同意书等，同意参加的家长填写知情同意书，并且填写一份简短的自我筛查问卷、提供联系方式。随机化发生在学校层面上，即随机选择学校，为了避免来自同一所学校的不同参加者分到不同的条件导致污染，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参加者被分到同一条件。在基线状态筛选入选资格：儿童在9至11岁之间(有的研究儿童定为三年级)并且没有吸烟经历；参加的成人是母亲或者女性监护人；母亲和儿童能够读写本国语言，并且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后来的研究中，为了检查是否“无烟儿童”对哮喘儿童有效果，增加了哮喘症状的儿童子样本，并由独立的统计学家分层分配到不同条件中。
研究选择9至11岁儿童，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儿童对吸烟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一般还没有吸烟行为[26]。相关研究也表明随着吸烟低龄化的发展，更多的这个阶段的儿童开始尝试吸烟[6]。资料显示，我国小学5～6年级及10至12岁的儿童形成了吸烟行为的第一个高峰[27]，与研究关注的年龄阶段也是一致的。此外，这个年龄阶段是进入青春期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儿童增加了与父母的冲突，特别是与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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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母亲而不是父亲的原因在于，如果父母离婚，孩子大多与母亲居住；儿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更长，所以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传递反吸烟社会化方案给孩子；此外，国外研究表明女性一般比男性更愿意报名健康相关的研究项目[24]，我国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母亲参与家庭控烟程度高于父亲[28-29]；家长性别的不同会造成方案效果比较的不合理，并且选择父亲会大幅增加实验成本。
(三)方案的实施流程
母亲和儿童组对按照1：1的比例由独立的研究人员分配到干预组和控制组。干预组中每隔一周(有的研究是每隔两周)收到一份印刷的活动模块。活动模块用来逐步增加父母和孩子在关于吸烟、成瘾和关于禁烟的期望方面交流的技巧和舒适度。每个活动模块包括一个高度的结构化的版块，来促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游戏、脚本角色扮演和竞赛等。这些结构化的相互作用是促进干预条件亲子协定的一个关键技术[30]。
每个模块针对不同的社会化变量(如关于吸烟的一般交流、吸烟信息的影响、规则设置、无烟住所和环境、吸烟朋友的影响和处理同伴压力)。模块的设置按照递进原则，如模块1以一般的沟通技巧开始，模块2回答相对简单的吸烟问题。Hiemstra等学者在美国研究的基础上，对5个模块进行了微调，其目标也更加明确化。其中：模块1的目标是关于吸烟的一般沟通，使父母和儿童对关于吸烟的沟通感到舒服；模块2集中在吸烟信息(媒体、体育赛事和我们周围的人)的影响；模块3重点在设置关于吸烟的规则来保护孩子远离吸烟；模块4是模块3的扩展，包括创建一个无烟住所和环境来使儿童远离二手烟；模块5提升儿童对于吸烟的同学和朋友的影响的认知，提高他们处理同伴压力的能力。所有5个模块均包含父母的沟通表，为模块中讨论的主题和父母的沟通技巧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父母会在适当的模块后收到一系列的简讯，这些简讯旨在维持其对方案的参与，其中包括“无烟儿童”的背景、回顾家长和儿童收到的活动模块、宣布不同方案竞赛的优胜者。此外在活动过程中会通过电话给予家长鼓励和支持，并且鼓励家长通过电话求助。干预组在基线一年以后收到一个助推器模块来强化从早期模块学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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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为干预方案招募控制组家庭，但随后没有给他们提供方案是不合理的，并且很难将其继续留在研究中，因此为控制组提供关于青少年吸烟信息的情况说明书，情况说明书着重把父母的注意力吸引到和青少年吸烟有关的宏观层面变量上，而非根据方案的干预版本那样定位目标。选择情况说明书信息的标准是，同样的信息可使用在广播媒体上，信息只是关于吸烟的宏观描述性信息，如青少年吸烟率、吸烟立法等。尽管提供的信息可能提高控制组中父母关于烟草使用的知识，但这种认知度被证明不会影响反吸烟社会化进程。控制组没有助推器模块，情况说明书和模块将在同一时间邮寄给控制组和干预组中的参加者，同时将给予所有条件下的儿童奖励以感谢他们参加实验。
二、“无烟儿童”项目的原理
社会认知理论、针对态度和行为改变的说服力沟通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常被用来建构方案干预的理论基础。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31]被用来确定儿童关于吸烟的社会化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包括：(1)感知，儿童感知家长或者其他社交活动媒介表达出来的思想和行为；(2)认知演练，儿童回忆和分配意图到已经被感知的事物中；(3)行为演练，儿童以学到的内容来交流和表演，并且接收关于这些想法和行为的反馈；(4)动机，儿童经历的特定的交流或行动的正或负强化。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吸烟行为的发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儿童通过父母习得吸烟有关的认知，并有意识地演练这些认知，进而通过外显行为即吸烟来外现其习得的认知，若家长没有及时制止儿童的吸烟行为，儿童接收到这些反馈，进一步强化了吸烟行为，从而内化成为吸烟动机，完成吸烟的社会化过程。因此要使儿童保持禁烟的动机，首先家长应该明确表达自己反对吸烟的态度，并采取与态度相一致的反对吸烟的行为，并将其传达给儿童，让儿童感知到家长反对吸烟的态度和行为，儿童通过认知和行为演练，从而将其内化为自身反吸烟的动机。一旦儿童树立了强烈的反对吸烟的动机，在认知上形成了对吸烟的不认可，吸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方案的设计便是首先帮助母亲完成反吸烟社会化，然后通过母亲影响儿童反吸烟社会化的形成，从而达到预防儿童吸烟的目的。因此，方案的每一个要素被设计为解决一个或者更多的这些儿童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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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模式，特别是详尽可能性模型[32]，提供关于方案说服力沟通的有关设计。详尽可能性模型由心理学家Petty和Cacioppo提出，该理论模型认为信息处理的深度和数量影响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基本原则是对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可能性决定了说服途径。当可能性高时，说服的核心途径有效；当可能性低时，说服的外围途径有效。具体来说，当分析信息的动机和能力都较高时，受众趋向于遵从核心途径，此时态度的转变建立在对信息的高度参与和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会更加牢固和持久；当分析信息的动机或能力较低时，受众趋向于遵从外围途径，此时态度的转变缺乏逻辑思维，只能通过外围因素来决定信息可靠性，由此形成的态度和行为较为薄弱，易于改变。“无烟儿童”方案主要的亲子互动形式是母亲与儿童的沟通，因此，如何提高沟通的有效性从而让儿童保持无烟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详尽可能性模型为方案如何提高沟通效率和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该理论，要说服儿童维持不吸烟的态度和行为需要在说服的过程中让儿童遵从核心途径，这样才能使其形成的不吸烟的态度和行为更为持久和牢固。这需要努力做到两点：一是调动儿童参与的兴趣，即提高分析信息的动机；二是提升儿童对吸烟有关信息的认知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儿童对方案干预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可能性，使其趋向于遵从核心途径。因此，在方案中采取了提供儿童礼品和组织竞赛的方式激发儿童参与的热情，传授母亲相关知识和技能来提升儿童对吸烟的认知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参加者感知到的关于健康的沟通的相关性和突出性不同，干预设计需要考虑到这种差异。, http://www.100md.com(臧福运?冯永辉)
“无烟儿童”干预效果的评定是通过随机对照试验来完成的，分为干预组和控制组。采用自愿原则招募参加者，主要的方式是通过小学招募，即要求学校将招募信息用纸质信件的方式让学生带给家长阅读，招募信息包括研究的基本信息、知情同意书等，同意参加的家长填写知情同意书，并且填写一份简短的自我筛查问卷、提供联系方式。随机化发生在学校层面上，即随机选择学校，为了避免来自同一所学校的不同参加者分到不同的条件导致污染，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参加者被分到同一条件。在基线状态筛选入选资格：儿童在9至11岁之间(有的研究儿童定为三年级)并且没有吸烟经历；参加的成人是母亲或者女性监护人；母亲和儿童能够读写本国语言，并且家庭中只有一个孩子。后来的研究中，为了检查是否“无烟儿童”对哮喘儿童有效果，增加了哮喘症状的儿童子样本，并由独立的统计学家分层分配到不同条件中。
研究选择9至11岁儿童，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儿童对吸烟问题越来越感兴趣，但一般还没有吸烟行为[26]。相关研究也表明随着吸烟低龄化的发展，更多的这个阶段的儿童开始尝试吸烟[6]。资料显示，我国小学5～6年级及10至12岁的儿童形成了吸烟行为的第一个高峰[27]，与研究关注的年龄阶段也是一致的。此外，这个年龄阶段是进入青春期之前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儿童增加了与父母的冲突，特别是与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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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母亲而不是父亲的原因在于，如果父母离婚，孩子大多与母亲居住；儿童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更长，所以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传递反吸烟社会化方案给孩子；此外，国外研究表明女性一般比男性更愿意报名健康相关的研究项目[24]，我国的相关研究也表明母亲参与家庭控烟程度高于父亲[28-29]；家长性别的不同会造成方案效果比较的不合理，并且选择父亲会大幅增加实验成本。
(三)方案的实施流程
母亲和儿童组对按照1：1的比例由独立的研究人员分配到干预组和控制组。干预组中每隔一周(有的研究是每隔两周)收到一份印刷的活动模块。活动模块用来逐步增加父母和孩子在关于吸烟、成瘾和关于禁烟的期望方面交流的技巧和舒适度。每个活动模块包括一个高度的结构化的版块，来促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游戏、脚本角色扮演和竞赛等。这些结构化的相互作用是促进干预条件亲子协定的一个关键技术[30]。
每个模块针对不同的社会化变量(如关于吸烟的一般交流、吸烟信息的影响、规则设置、无烟住所和环境、吸烟朋友的影响和处理同伴压力)。模块的设置按照递进原则，如模块1以一般的沟通技巧开始，模块2回答相对简单的吸烟问题。Hiemstra等学者在美国研究的基础上，对5个模块进行了微调，其目标也更加明确化。其中：模块1的目标是关于吸烟的一般沟通，使父母和儿童对关于吸烟的沟通感到舒服；模块2集中在吸烟信息(媒体、体育赛事和我们周围的人)的影响；模块3重点在设置关于吸烟的规则来保护孩子远离吸烟；模块4是模块3的扩展，包括创建一个无烟住所和环境来使儿童远离二手烟；模块5提升儿童对于吸烟的同学和朋友的影响的认知，提高他们处理同伴压力的能力。所有5个模块均包含父母的沟通表，为模块中讨论的主题和父母的沟通技巧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父母会在适当的模块后收到一系列的简讯，这些简讯旨在维持其对方案的参与，其中包括“无烟儿童”的背景、回顾家长和儿童收到的活动模块、宣布不同方案竞赛的优胜者。此外在活动过程中会通过电话给予家长鼓励和支持，并且鼓励家长通过电话求助。干预组在基线一年以后收到一个助推器模块来强化从早期模块学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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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为干预方案招募控制组家庭，但随后没有给他们提供方案是不合理的，并且很难将其继续留在研究中，因此为控制组提供关于青少年吸烟信息的情况说明书，情况说明书着重把父母的注意力吸引到和青少年吸烟有关的宏观层面变量上，而非根据方案的干预版本那样定位目标。选择情况说明书信息的标准是，同样的信息可使用在广播媒体上，信息只是关于吸烟的宏观描述性信息，如青少年吸烟率、吸烟立法等。尽管提供的信息可能提高控制组中父母关于烟草使用的知识，但这种认知度被证明不会影响反吸烟社会化进程。控制组没有助推器模块，情况说明书和模块将在同一时间邮寄给控制组和干预组中的参加者，同时将给予所有条件下的儿童奖励以感谢他们参加实验。
二、“无烟儿童”项目的原理
社会认知理论、针对态度和行为改变的说服力沟通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常被用来建构方案干预的理论基础。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31]被用来确定儿童关于吸烟的社会化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包括：(1)感知，儿童感知家长或者其他社交活动媒介表达出来的思想和行为；(2)认知演练，儿童回忆和分配意图到已经被感知的事物中；(3)行为演练，儿童以学到的内容来交流和表演，并且接收关于这些想法和行为的反馈；(4)动机，儿童经历的特定的交流或行动的正或负强化。按照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吸烟行为的发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儿童通过父母习得吸烟有关的认知，并有意识地演练这些认知，进而通过外显行为即吸烟来外现其习得的认知，若家长没有及时制止儿童的吸烟行为，儿童接收到这些反馈，进一步强化了吸烟行为，从而内化成为吸烟动机，完成吸烟的社会化过程。因此要使儿童保持禁烟的动机，首先家长应该明确表达自己反对吸烟的态度，并采取与态度相一致的反对吸烟的行为，并将其传达给儿童，让儿童感知到家长反对吸烟的态度和行为，儿童通过认知和行为演练，从而将其内化为自身反吸烟的动机。一旦儿童树立了强烈的反对吸烟的动机，在认知上形成了对吸烟的不认可，吸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方案的设计便是首先帮助母亲完成反吸烟社会化，然后通过母亲影响儿童反吸烟社会化的形成，从而达到预防儿童吸烟的目的。因此，方案的每一个要素被设计为解决一个或者更多的这些儿童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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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模式，特别是详尽可能性模型[32]，提供关于方案说服力沟通的有关设计。详尽可能性模型由心理学家Petty和Cacioppo提出，该理论模型认为信息处理的深度和数量影响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基本原则是对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可能性决定了说服途径。当可能性高时，说服的核心途径有效；当可能性低时，说服的外围途径有效。具体来说，当分析信息的动机和能力都较高时，受众趋向于遵从核心途径，此时态度的转变建立在对信息的高度参与和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会更加牢固和持久；当分析信息的动机或能力较低时，受众趋向于遵从外围途径，此时态度的转变缺乏逻辑思维，只能通过外围因素来决定信息可靠性，由此形成的态度和行为较为薄弱，易于改变。“无烟儿童”方案主要的亲子互动形式是母亲与儿童的沟通，因此，如何提高沟通的有效性从而让儿童保持无烟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详尽可能性模型为方案如何提高沟通效率和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该理论，要说服儿童维持不吸烟的态度和行为需要在说服的过程中让儿童遵从核心途径，这样才能使其形成的不吸烟的态度和行为更为持久和牢固。这需要努力做到两点：一是调动儿童参与的兴趣，即提高分析信息的动机；二是提升儿童对吸烟有关信息的认知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儿童对方案干预信息做精细加工的可能性，使其趋向于遵从核心途径。因此，在方案中采取了提供儿童礼品和组织竞赛的方式激发儿童参与的热情，传授母亲相关知识和技能来提升儿童对吸烟的认知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参加者感知到的关于健康的沟通的相关性和突出性不同，干预设计需要考虑到这种差异。, http://www.100md.com(臧福运?冯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