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欺负行为中旁观者的研究述评(1)
〔摘要〕欺负行为作为一种攻击行为一直受到学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但人们关注的大多是欺负行为给欺负者与受欺负者带来的身心伤害，对欺负事件中的旁观者群体研究还不足。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旁观者的分类、旁观者的行为理论、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来对欺负中的旁观者行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以期为后续研究及实践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欺负；旁观者；述评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18-0004-04
欺负中的旁观者指的是那些既不是欺负者也不是受欺负者的人群，他们是即时观看者或者掌握相关信息的人[1]。旁观者是卷入欺负中的最大群体，超过直接参与其中的欺负者与受欺负者。至少85%的欺负事件中存在旁观者[2]，88%的中学生报告曾目睹过欺负事件。欺负不仅对直接参与其中的欺负者与受欺负者带来消极影响，目睹欺负事件也会对旁观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威胁[1]。他们通常为自己未能帮助受欺负者而感到愧疚，对自己和欺负者的行为感到生气，同时又担心自己成为欺负者的目标[3]。由于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指向避免欺负这一事件，因而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也会感到学校不再安全，这种影响甚至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以后，导致个体缺乏自信，没有能力有效解决问题，扭曲个人责任，对反社会的行为失去敏感性[3]。旁观者也有明显更高的人际关系敏感性、更多无助感及潜在的自杀倾向[4]。本文旨在通过对欺负中的旁观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介绍旁观者的角色分类、行为理论和影响因素，为欺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制定合理有效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 百拇医药
一、旁观者的角色分类
旁观者在欺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研究者使用同伴提名法，研究了儿童目睹欺负事件的行为反应，区分了旁观者在欺负中的四种角色，分别为：援助者、强化者、局外者和保护者[5]。不同角色在欺负事件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援助者，帮助和加入欺负者，尽管他们并未发起欺负事件，但是积极参与其中；强化者，不会积极的帮助欺负者，但是能提供积极的反馈，如在旁边观看欺负事件的发生，欢呼、大笑等；局外者，尽量回避欺负情境，通常忽视欺负事件，离开欺负情境，表现为消极反应，不支持任何一方；保护者，积极支持、帮助受欺负者，或者直接反对欺负者，安慰受欺负者或告诉老师。研究者从道德投入或道德脱离的角度将旁观者分为三类，分别为保护者，保护受到欺负的同伴；内疚的旁观者，没有帮助受到欺负的同伴但是感到内疚；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看到同伴受欺负，但是没有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不感到内疚。研究表明，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相比，保护者与内疚的旁观者道德脱离水平较低[6]。
二、旁观者的行为理论
, 百拇医药
(一)五阶段决策模型
根据五阶段的决策模型，旁观者要表现出干预行为需要依次经历五个决策阶段，分别为意识到某些事情发生，将事件解释为紧急事件，形成个人责任感，相信自己拥有成功干预所必需的技能，形成有意识的帮助决策。其中，二、三、四阶段对最终的行为表现具有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三个可能会干扰个体干预行为的因素，分别为：(1)责任扩散，指的是个体主观上将个人责任分散到在场的所有旁观者身上；(2)评估恐惧，指的是个体担心自己采取公开行为时被别人评判；(3)公共忽视，指的是个体在判断情况的紧急性时，倾向于依赖在场的其他人的外在反應，他人的忽视可能导致个体低估情境的严重性[7]。
(二)唤醒：损失—收益模型
唤醒：损失—收益模型(the arousal： cost-reward model)将个体对唤醒与损失 - 收益的分析作为预测帮助行为的核心概念[8]。该模型假设，目睹他人的抑郁会唤起个体的移情，移情的唤起水平与受害者需要的明确性、紧急性以及持续时间直接相关。当旁观者将他的移情性唤起归于受欺负者的抑郁情绪时，这种不断增加的唤起会逐渐变得消极，并最终推动旁观者产生行为以减少这种消极的唤起。因此，个体会通过帮助受欺负者缓解抑郁情绪，降低这种消极的唤起，减少不采取干预措施的损失感。这个理论可以用于解释紧急情境中个体帮助的可能性增加的现象[9]。
, http://www.100md.com
(三)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自我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0]。人们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群体(内群体)，以有利于内群体的方式与其他群体(外群体)进行比较。该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有助于从群体层面上理解欺负现象[11]。当受欺负者是自己的组内成员时，个体更可能采取干预措施[5]，并且是否进行干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场的其他旁观者是否为组内成员[12]。当旁观者之间有凝聚力时，干预行为更可能发生。研究发现，当女性旁观者目睹一个女性受到男性的欺负时，如果在场的其他旁观者为女性，其帮助行为会增加；如果在场的其他旁观者为男性则会减少她们的帮助行为[12]。被动的旁观者表示他们不属于欺负者与受欺负者的任何一方，看到同伴遭受欺负也经历较少的抑郁与悲伤情绪(恐惧、愧疚、无助感等)[13]。
, 百拇医药 三、旁观者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因素
1.旁观者的年龄与性别
性别和年龄对旁观者的反应有显著影响，与年龄大的学生及男生相比，年龄小的学生及女生目睹欺负事件更可能积极地直接干预，帮助受欺负者或告诉成年人[14]。和男生相比，女生更可能为受欺负者提供支持，男生更可能支持欺负者；在目睹欺负后，女生更可能感到难过、悲伤、生气和愧疚，男生更可能表现出冷漠的态度[13]。随着年龄增长，男生和女生对受欺负者的积极态度都会降低，都表现出回避或忽视欺负的倾向[15]。此外，年龄还会影响青少年旁观者寻求帮助的来源，12和13岁的青少年倾向于向朋友寻求帮助，随着年龄增长则更可能向父母询问解决欺负问题的建议。, 百拇医药(何丹?滕妍君)
〔关键词〕欺负；旁观者；述评
〔中图分类号〕 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7)18-0004-04
欺负中的旁观者指的是那些既不是欺负者也不是受欺负者的人群，他们是即时观看者或者掌握相关信息的人[1]。旁观者是卷入欺负中的最大群体，超过直接参与其中的欺负者与受欺负者。至少85%的欺负事件中存在旁观者[2]，88%的中学生报告曾目睹过欺负事件。欺负不仅对直接参与其中的欺负者与受欺负者带来消极影响，目睹欺负事件也会对旁观者的心理健康造成威胁[1]。他们通常为自己未能帮助受欺负者而感到愧疚，对自己和欺负者的行为感到生气，同时又担心自己成为欺负者的目标[3]。由于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指向避免欺负这一事件，因而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也会感到学校不再安全，这种影响甚至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以后，导致个体缺乏自信，没有能力有效解决问题，扭曲个人责任，对反社会的行为失去敏感性[3]。旁观者也有明显更高的人际关系敏感性、更多无助感及潜在的自杀倾向[4]。本文旨在通过对欺负中的旁观者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介绍旁观者的角色分类、行为理论和影响因素，为欺负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制定合理有效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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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观者的角色分类
旁观者在欺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研究者使用同伴提名法，研究了儿童目睹欺负事件的行为反应，区分了旁观者在欺负中的四种角色，分别为：援助者、强化者、局外者和保护者[5]。不同角色在欺负事件中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援助者，帮助和加入欺负者，尽管他们并未发起欺负事件，但是积极参与其中；强化者，不会积极的帮助欺负者，但是能提供积极的反馈，如在旁边观看欺负事件的发生，欢呼、大笑等；局外者，尽量回避欺负情境，通常忽视欺负事件，离开欺负情境，表现为消极反应，不支持任何一方；保护者，积极支持、帮助受欺负者，或者直接反对欺负者，安慰受欺负者或告诉老师。研究者从道德投入或道德脱离的角度将旁观者分为三类，分别为保护者，保护受到欺负的同伴；内疚的旁观者，没有帮助受到欺负的同伴但是感到内疚；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看到同伴受欺负，但是没有感到自己的责任也不感到内疚。研究表明，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相比，保护者与内疚的旁观者道德脱离水平较低[6]。
二、旁观者的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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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阶段决策模型
根据五阶段的决策模型，旁观者要表现出干预行为需要依次经历五个决策阶段，分别为意识到某些事情发生，将事件解释为紧急事件，形成个人责任感，相信自己拥有成功干预所必需的技能，形成有意识的帮助决策。其中，二、三、四阶段对最终的行为表现具有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三个可能会干扰个体干预行为的因素，分别为：(1)责任扩散，指的是个体主观上将个人责任分散到在场的所有旁观者身上；(2)评估恐惧，指的是个体担心自己采取公开行为时被别人评判；(3)公共忽视，指的是个体在判断情况的紧急性时，倾向于依赖在场的其他人的外在反應，他人的忽视可能导致个体低估情境的严重性[7]。
(二)唤醒：损失—收益模型
唤醒：损失—收益模型(the arousal： cost-reward model)将个体对唤醒与损失 - 收益的分析作为预测帮助行为的核心概念[8]。该模型假设，目睹他人的抑郁会唤起个体的移情，移情的唤起水平与受害者需要的明确性、紧急性以及持续时间直接相关。当旁观者将他的移情性唤起归于受欺负者的抑郁情绪时，这种不断增加的唤起会逐渐变得消极，并最终推动旁观者产生行为以减少这种消极的唤起。因此，个体会通过帮助受欺负者缓解抑郁情绪，降低这种消极的唤起，减少不采取干预措施的损失感。这个理论可以用于解释紧急情境中个体帮助的可能性增加的现象[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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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自我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社会认同是指个体认识到他/她属于特定的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0]。人们倾向于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群体(内群体)，以有利于内群体的方式与其他群体(外群体)进行比较。该理论强调了社会认同对群体行为的解释作用，有助于从群体层面上理解欺负现象[11]。当受欺负者是自己的组内成员时，个体更可能采取干预措施[5]，并且是否进行干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场的其他旁观者是否为组内成员[12]。当旁观者之间有凝聚力时，干预行为更可能发生。研究发现，当女性旁观者目睹一个女性受到男性的欺负时，如果在场的其他旁观者为女性，其帮助行为会增加；如果在场的其他旁观者为男性则会减少她们的帮助行为[12]。被动的旁观者表示他们不属于欺负者与受欺负者的任何一方，看到同伴遭受欺负也经历较少的抑郁与悲伤情绪(恐惧、愧疚、无助感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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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因素
1.旁观者的年龄与性别
性别和年龄对旁观者的反应有显著影响，与年龄大的学生及男生相比，年龄小的学生及女生目睹欺负事件更可能积极地直接干预，帮助受欺负者或告诉成年人[14]。和男生相比，女生更可能为受欺负者提供支持，男生更可能支持欺负者；在目睹欺负后，女生更可能感到难过、悲伤、生气和愧疚，男生更可能表现出冷漠的态度[13]。随着年龄增长，男生和女生对受欺负者的积极态度都会降低，都表现出回避或忽视欺负的倾向[15]。此外，年龄还会影响青少年旁观者寻求帮助的来源，12和13岁的青少年倾向于向朋友寻求帮助，随着年龄增长则更可能向父母询问解决欺负问题的建议。, 百拇医药(何丹?滕妍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