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姿态对初中生同伴关系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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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生对母亲的沟通姿态方面，可显著预测其同伴关系的变量依序为“对母亲打岔”“对母亲超理智”“对母亲指责”，这三个预测变量共可有效解释初中生同伴关系的12.5%的变异量，其中对母亲打岔的沟通姿态预测力最大，解释了同伴关系的9.9%的变异量，其次是对母亲使用超理智和指责沟通姿态，分别解释了同伴关系1.4%和1.3%的变异量。根据Beta值可知，初中生对母亲使用打岔和指责的沟通姿态起负向预测作用，对母亲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起正向预测作用。
在初中生对同伴的沟通姿态方面，可显著预测其同伴关系的变量依序为“对同伴打岔”“对同伴超理智”，这两个预测变量共可有效解释初中生同伴关系的11.1%的变异量，其中对同伴打岔的沟通姿态预测力最大，解释了同伴关系的9.7%的变异量，其次是对同伴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解释了同伴关系1.4%的变异量。根据Beta值可知，初中生对同伴使用打岔的沟通姿态起负向预测作用，对同伴使用超理智沟通姿态起正向预测作用。
(三)初中生对同伴的沟通姿态在对父母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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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可知，在初中生对父亲和对母亲四种沟通姿态中，都只有打岔和指责两种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具备探讨中介效应的基本条件。因此本研究针对初中生对同伴使用的打岔和指责沟通姿态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假设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为中介变量，测查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在初中生对父亲和对母亲打岔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表5。
检验路径c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c(父)=-0.25(p<0.001)，c(母)=-0.25(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使用打岔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分别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检验路径a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a(父)=0.81(p<0.001)，a(母)=0.81(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的打岔沟通姿态对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分别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检验路径b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b(父)=-0.17(p<0. 01)，b(母)=-0.12(p<0. 01)，即在分别控制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打岔沟通后，初中生对同伴使用打岔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a与b均在0.01水平显著，说明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分别在对父母打岔和同伴关系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回归系数c’(父)=-0.12，c’(母)=-0.12，不显著，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本研究进一步检验初中生对同伴打岔沟通姿态的完全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结果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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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路径分析效应分解的原理，在模型一中，初中生对父亲打岔沟通姿态到同伴关系的总效应等于直接效应加间接效应，间接效应为回归系数a(父)×b(父)=-0.13，a(母)×b(母)=-0.13。且由表6可知，模型一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例为-0.13/-0.25=0.53，即初中生对父亲打岔沟通姿态作用于同伴关系的效应有53%是通过对同伴使用打岔沟通姿态所起的作用。模型二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比例为-0.13/-0.25=0.52，即初中生对母亲打岔沟通姿态作用于同伴关系的效应有52%是通过对同伴使用打岔沟通姿态所起的作用。
学者Preacher Hayes认为使用偏差校止的百分位Bootstrap算法计算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与其他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相比，Bootstrap具有较高的统计效力。由表6可知，Bootstrap的置信区间为非零，即表示中介效应显著。因此在模型一中，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路径如图2。
同理，在模型二中，初中生对同伴的打岔沟通姿态的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具体路径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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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研究假设初中生对同伴的指责沟通姿态为中介变量，测查初中生对同伴的指责沟通姿态在初中生对父亲和对母亲指责沟通姿态与同伴关系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7、表8。
检验路径c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c(父)=-0.18(p<0.001)，c(母)=-0.18(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使用指责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分别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检验路径a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a(父)=0.81(p<0.001)，a(母)=0.84(p<0.001)，即初中生对父母的指责沟通姿态对初中生对同伴的指责沟通分别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检验路径b的回归方程，回归系数b(父)=-0.09(p>0.05)，b(母)=-0.06(p<0.05)，即在分别控制对父亲和对母亲的指责沟通后，初中生对同伴使用指责沟通姿态对同伴关系无显著的预测作用。这说明初中生对同伴指责沟通姿态在对父母打岔和同伴关系之间均不存在中介效应。
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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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生沟通姿态、同伴关系的现状
无论是与父母还是同伴的沟通过程中，初中生都不倾向使用不一致的沟通姿态。这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不符[4]。这可能是由于广州作为广东省的省府，教育水平较高，文化开放程度也较高，因此初中生更乐意以开放的姿态觉察自我与包容差异，进而帮助他们在与父母和同伴的互动中做到内外一致地表达自我、照顾他人情绪以及关注情境，使用较一致的沟通姿态。同时，萨提亚的研究所针对的是国外人群，中西的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无论是学习方式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研究对象的文化差异也有可能会导致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结果不一致。初中生在四种沟通姿态的使用上(对父母、对同伴)，在性别上凸显差异的只有指责型沟通姿态。性别角色差异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男女呈现显著差异的原因。在当今的社会上，男性相较于女性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如各行业的领导者或者高管层大多是由男性担任。在绝大部分的家庭中，男性被赋予了更高的期待，如成为家庭经济支柱。男性在当代社會中要生存，必须更富有竞争力，独立性也需更强。因此，对于男性而言，事业与成就会成为他人生历程中的重中之重。而初中阶段的男生，正是处于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阶段，渴望独立和号召他人。恰恰指责型沟通姿态能够使他们感知到自己对他人的影响力。初中生的沟通姿态在年级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年级越低越倾向对父亲和同伴使用指责型沟通，年级越高则越倾向对父母使用超理智型沟通。这可能是因为初三学生，已经走过了三年初中生活，对于初中生活和同伴已经非常熟悉，接受教育程度也较初一初二更高。因而在待人接物方面，初三学生更趋成熟，也更不容易对父母和同伴使用指责型的沟通姿态。随着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的增长，在与父母和同伴的沟通过程中，初三学生已经基本褪去稚气，更多用理性思考问题，因此也更趋向用客观事实和规条去证明自我的观点，进而关心事情合不合理，是否正确。, 百拇医药(黄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