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效能的有效评价：路在何方？(3)
(三)增值评价学校等级和学生层次的应用建议
大部分的增值研究关注小学，对中学和高中教师有一定的挑战性[10]，因为在小学阶段都是同一名教师参与学生大部分的学习时间，因此，更容易把阅读和数学成绩归因于该教师。蒂莫西·罗杰斯通过研究指出，中学教育中应用到的增值测量技术与用来测量高等教育增值的比较增值法(CVA)类似，并且高等教育增值测量需要更加复杂的技术。张文静等人用增值法做了教师变量对小学四年级数学成绩的影响的研究[11]；杜屏和杨中超基于我国西部五省农村初级中学学校效能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在分析学校效能差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学校是通过学校生源质量、教育教学水平、办学基本条件共同作用的[12]；吕菲(2014)和杜庆(2015)对增值评价法在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应用做了一个理论的分析；谷明非(2014)对本科生学业成绩增值评价的可行性分析中发现，将增值评价应用于本科生学业成绩评价的可行性比中小学评价的可行性小得多。当在学校间比较标准测验的学生表现时要考虑到学习内容，增值的概念在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学校间存在颇多争议，尽管学校对学生学习有重大责任，但是也受学校控制之外的学生动机、学业投入、大学准备度和职业抱负的影响。当增值排名的结果对学校有一个深远的影响时，我们提醒利益相关者谨慎解释增值分数以及学生学习和学校效能之间的关系[13]。
, 百拇医药
国内许多学校班级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如普通班、重点班、特优班等，那么增值性评价是否同样适用？标准化考试中的“天花板效应”即高分群体增值不明显，这就可能引导教师更关注那些低分群体。这也有助于生源较差的學校找到自信，只是如何对高起点的学校进行增值评价又成了一个问题。
(四)妥善解释增值分数结果
原则上每一名教师每一年有一个真实的增值分数，但是我们从未看过“真”分数，而是在合理分数范围内的单一估计。合理增值分数的范围——置信区间——能使得许多教师的分数区间或者排名大大重叠。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识别许多教师真实的增值分数。当基于增值对教师进行分类时可能出现两种解释性的错误：对在某种百分比之上但是却被错误地归类为之下的教师的“假识别”(false identifications)；对实际上在某种百分比之下但是被错误归类为之上的“假非识别(false non-identifications)”。错误识别教师为阈值之下对教师是有风险的，但是不能识别真正的无效教师对学生是有风险的。通过以下程序可以鉴定真实的增值分数对分类的潜在错误的贡献有多不确定。首先，指定你愿意忍受的错误程度，你希望识别的教师群体；然后确定误识别的分数；最后，指定这一年和下一年增值分数之间的相关[14]。大多数现实世界中的设置，不确定的程度将导致相当大的教师错误分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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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包括增值测量技术性能的大量信息，比如这些测量如何应用于实践，包括学生对教师的分配、更激励性的数据收集的目标和结合其他测量等。是否和怎样使用VAM取决于实际情况，如政策灵活性和选择的反响、信息的相关性、测验知识和技巧的重要性以及VAM的花费、系统计算增值和收集其他信息的能力等[15]。
四、总结
我们不能集中关注VAM的已知缺陷而认可其他教师评价的方法，没有评价工具是完美的，每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各种不完美的测量组合而成。对于教师表现的测量，挑战在于如何提取并结合从其他工具得到的信息[16]。我国学者胡咏梅也看到了美国教师评价的新趋势，对相对评价、增值评价与课堂观察评价的融合进行了分析[17]。尽管结合多种测量工具会使测验结果信效度更高，但是考虑到涉及的方法越多，程序越繁琐，因此，应当谨慎选择测评工具。因为要分离出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教师层面的因素并且原始分数要转化为标准测验分数才具有可比性，所以本土化教育增值评价的研究趋势涉及两个方面的统计技术，一是多层线性模型，二是等值技术。
, http://www.100md.com
最后，增值评价在我国不管用于高利害目的还是低风险目的，都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明确它的使用。教育研究者对VAM的重视，教育和评估项目信效度的法律义务需要教育决策者进行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拿出更多关于VAM信效度和它的潜在使用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于公共决策者，实施高利害决策的建议是不成熟的。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是站得住脚的，VAM作为一个工具对教育改革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18]。总之，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评价，而是要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边玉芳，王烨晖. 增值评价：学校办学质量评估的一种有效途径[J]. 教育学报，2013(1)：43-48.
[2]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ASA statement on using value-added models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M]. Alexandria：VA，2014.
, 百拇医药
[3]边玉芳，孙丽萍. 教师增值性评价的进展及在我国应用的建议[J]. 教师教育研究，2015(1)：014.
[4]王家美，戴海琦，周延.教育增值评估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上饶市 30 所高级中学语文学科的评估为例[J]. 中国考试，2009(9)：3-9.
[5]彭湃，胡咏梅. 学校增值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基于多水平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J]. 教育研究，2015， 36(7)：73-80.
[6]刘娟，高振华，卢志舟，马春环，李鹏，增值评价在学校效能评价中的应用[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5(10)：18-22.
[7]Corcoran S，Goldhaber D.Value added and its uses：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J]. Education，2013， 8(3)：418-434., 百拇医药(刘铁川 王闪闪 尤晨晨)
大部分的增值研究关注小学，对中学和高中教师有一定的挑战性[10]，因为在小学阶段都是同一名教师参与学生大部分的学习时间，因此，更容易把阅读和数学成绩归因于该教师。蒂莫西·罗杰斯通过研究指出，中学教育中应用到的增值测量技术与用来测量高等教育增值的比较增值法(CVA)类似，并且高等教育增值测量需要更加复杂的技术。张文静等人用增值法做了教师变量对小学四年级数学成绩的影响的研究[11]；杜屏和杨中超基于我国西部五省农村初级中学学校效能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在分析学校效能差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学校是通过学校生源质量、教育教学水平、办学基本条件共同作用的[12]；吕菲(2014)和杜庆(2015)对增值评价法在高职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应用做了一个理论的分析；谷明非(2014)对本科生学业成绩增值评价的可行性分析中发现，将增值评价应用于本科生学业成绩评价的可行性比中小学评价的可行性小得多。当在学校间比较标准测验的学生表现时要考虑到学习内容，增值的概念在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学校间存在颇多争议，尽管学校对学生学习有重大责任，但是也受学校控制之外的学生动机、学业投入、大学准备度和职业抱负的影响。当增值排名的结果对学校有一个深远的影响时，我们提醒利益相关者谨慎解释增值分数以及学生学习和学校效能之间的关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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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许多学校班级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层现象，如普通班、重点班、特优班等，那么增值性评价是否同样适用？标准化考试中的“天花板效应”即高分群体增值不明显，这就可能引导教师更关注那些低分群体。这也有助于生源较差的學校找到自信，只是如何对高起点的学校进行增值评价又成了一个问题。
(四)妥善解释增值分数结果
原则上每一名教师每一年有一个真实的增值分数，但是我们从未看过“真”分数，而是在合理分数范围内的单一估计。合理增值分数的范围——置信区间——能使得许多教师的分数区间或者排名大大重叠。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识别许多教师真实的增值分数。当基于增值对教师进行分类时可能出现两种解释性的错误：对在某种百分比之上但是却被错误地归类为之下的教师的“假识别”(false identifications)；对实际上在某种百分比之下但是被错误归类为之上的“假非识别(false non-identifications)”。错误识别教师为阈值之下对教师是有风险的，但是不能识别真正的无效教师对学生是有风险的。通过以下程序可以鉴定真实的增值分数对分类的潜在错误的贡献有多不确定。首先，指定你愿意忍受的错误程度，你希望识别的教师群体；然后确定误识别的分数；最后，指定这一年和下一年增值分数之间的相关[14]。大多数现实世界中的设置，不确定的程度将导致相当大的教师错误分类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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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包括增值测量技术性能的大量信息，比如这些测量如何应用于实践，包括学生对教师的分配、更激励性的数据收集的目标和结合其他测量等。是否和怎样使用VAM取决于实际情况，如政策灵活性和选择的反响、信息的相关性、测验知识和技巧的重要性以及VAM的花费、系统计算增值和收集其他信息的能力等[15]。
四、总结
我们不能集中关注VAM的已知缺陷而认可其他教师评价的方法，没有评价工具是完美的，每一种评价体系都是各种不完美的测量组合而成。对于教师表现的测量，挑战在于如何提取并结合从其他工具得到的信息[16]。我国学者胡咏梅也看到了美国教师评价的新趋势，对相对评价、增值评价与课堂观察评价的融合进行了分析[17]。尽管结合多种测量工具会使测验结果信效度更高，但是考虑到涉及的方法越多，程序越繁琐，因此，应当谨慎选择测评工具。因为要分离出影响学生学业成绩的教师层面的因素并且原始分数要转化为标准测验分数才具有可比性，所以本土化教育增值评价的研究趋势涉及两个方面的统计技术，一是多层线性模型，二是等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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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增值评价在我国不管用于高利害目的还是低风险目的，都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明确它的使用。教育研究者对VAM的重视，教育和评估项目信效度的法律义务需要教育决策者进行进一步研究。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拿出更多关于VAM信效度和它的潜在使用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对于公共决策者，实施高利害决策的建议是不成熟的。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是站得住脚的，VAM作为一个工具对教育改革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18]。总之，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评价，而是要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边玉芳，王烨晖. 增值评价：学校办学质量评估的一种有效途径[J]. 教育学报，2013(1)：43-48.
[2]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ASA statement on using value-added models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M]. Alexandria：VA，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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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边玉芳，孙丽萍. 教师增值性评价的进展及在我国应用的建议[J]. 教师教育研究，2015(1)：014.
[4]王家美，戴海琦，周延.教育增值评估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上饶市 30 所高级中学语文学科的评估为例[J]. 中国考试，2009(9)：3-9.
[5]彭湃，胡咏梅. 学校增值的一致性与稳定性——基于多水平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J]. 教育研究，2015， 36(7)：73-80.
[6]刘娟，高振华，卢志舟，马春环，李鹏，增值评价在学校效能评价中的应用[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5(10)：18-22.
[7]Corcoran S，Goldhaber D.Value added and its uses：Where you stand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J]. Education，2013， 8(3)：418-434., 百拇医药(刘铁川 王闪闪 尤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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