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方式对深圳市中小学教师婚姻质量的影响(1)
〔摘要〕本研究对教师婚姻质量与防御方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教师心身健康的维护和婚姻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个新的干预角度。以深圳市181名已婚中小学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和“防御方式问卷”(DSQ)为测量工具，并将本次调查的教师按“婚姻质量量表”得分情况分为低分组、中间组、高分组。结果表明：低分组教师在“防御方式分量表”上的得分均高于高分组，且在不成熟防御方式和中间型防御方式分量表上的得分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任教科目类型不同的教师，在婚姻质量和防御方式上无显著性差异;在性别差异比较中，女性教师在婚姻质量的角色平等性分量表上的得分要显著高于男性教师，但在其余婚姻质量和防御方式分量表上，男女教师的得分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段教师的婚姻质量和防御方式比较，年龄在25到30年龄段的青年组教师对自己的婚姻质量评价要高于其他教师;防御方式与教师婚姻质量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不成熟型防御方式和中间型防御方式与婚姻质量总分、婚姻满意度、性格相容性、夫妻交流、业余活动、性生活、亲友关系、角色平等性呈显著负相关;以教师婚姻质量状况总体指标为因变量，以防御方式的四大因子为自变量，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教龄、是否班主任、所教科目)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只有不成熟防御方式和青年组vs更年组的年龄变量进入方程，但其所能解释的变异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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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学教师;婚姻质量;防御方式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8)10-0016-10
一、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婚姻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无论从规模或成果来看都堪称是最大、最活跃的分支之一。从以往的有关研究可以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极其丰富的，但这些研究大多针对整个群体所进行，而关于某一阶层、群体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这种总体上关于婚姻质量的统计指标很难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构成总体的各个部分、各个阶层的特征，而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不同群体中，影响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又会有所不同。
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进行工作时需要投入更多的情感，这使他们很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与大多数人一样，在完成工作职责的同时，他们又大多是家庭的顶梁柱，要承担起家庭方面的种种压力。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多重角色的冲突在教师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尤以中小学教师群体最甚。近年来，中小学的招生规模较以前有所扩大，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同时，在教学改革加深、同行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各方面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修、职称评聘的压力日趋沉重。最重要的是，虽然有素质教育的大方针，但以升学、成绩为主导的应试教育机制并未得到根本的动摇，甚至有加强的趋势，这是压在中小学教师身上的一块巨石。可见，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中承担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负担，而其婚姻生活的质量更是令人担忧。目前，国内外学者虽然对教师群体的婚姻质量状况有所关注，但仍显匮乏和不够深入，特地针对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婚姻质量所进行的研究更是少见。婚姻是家庭生活的主旋律，婚姻质量的好坏部分决定了教师心身健康的好坏。因此本研究从婚姻生活的角度，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来探查中小学教师的婚姻质量状况，以期为中小学教师的心身健康维护提供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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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教师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涉及个性、社会角色、休闲方式、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等因素。而对于婚姻质量与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婚姻质量与防御方式、婚姻质量与子女成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特别是防御方式对教师婚姻质量的影响这一部分，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基本处于空白。防御方式会对一个人的人际互动关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成熟的防御方式能营造出比较好的人际关系;不成熟的防御方式反而会破坏人际关系。而婚姻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人际关系上的，那么，防御方式是否与婚姻质量存在相关，其相关性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以深圳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对教师婚姻质量与防御方式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为教师心身健康的维护和婚姻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个新的干预角度。
(二)国内外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
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是20 世纪20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70 年代进入最为活跃的学术时期，国外众多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女权主义等角度对婚姻质量的定义度量、影响因素以及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与探讨[1]。国外对婚姻质量的定义，是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进行的，即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识和体会及客观调适质量。婚姻质量的度量一般采用“Olson 婚姻质量问卷”和“Hamiltom婚姻调适测试问卷”等几十种量表，其中以婚姻调适测试和双方调适刻度应用最广。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理论主要有：婚姻满意度与婚龄间成U型曲线关系、婚姻质量与自由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等理论假设，以及婚姻质量的三段理论构架[2]。Kurdek 对不同婚姻阶段的婚姻质量做了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在婚姻关系的前十年婚姻质量基本呈“快速下降→稳定→下降”的趋势，有孩子的夫妇的婚姻质量下降的程度与速度均明显高于无孩子的夫妇[3]。Gagnon等人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在孩子们离家以后(即抚养任务完成后)，其婚姻质量明显提高，表现为夫妇双方冲突減少、共同乐趣增多[4]。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也做了一定的研究。Ying 调查美国旧金山华裔美国人的婚姻质量发现：华裔美国人一般都比较满意自己的婚姻状况，并且生活目标与道德行为的一致性是预测婚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Bird 报告：婚姻不幸福者所遭受的生活事件是正常对照组的2 倍，主要是与家庭有关的应激生活事件。Chan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身体健康与婚姻质量之间密切相关[5-7]。, http://www.100md.com(彭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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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学教师;婚姻质量;防御方式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8)10-0016-10
一、前言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婚姻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里，无论从规模或成果来看都堪称是最大、最活跃的分支之一。从以往的有关研究可以看到，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极其丰富的，但这些研究大多针对整个群体所进行，而关于某一阶层、群体的实证研究则相对较少，这种总体上关于婚姻质量的统计指标很难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构成总体的各个部分、各个阶层的特征，而在不同时期、不同范围、不同群体中，影响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又会有所不同。
教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进行工作时需要投入更多的情感，这使他们很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另一方面，与大多数人一样，在完成工作职责的同时，他们又大多是家庭的顶梁柱，要承担起家庭方面的种种压力。事业与家庭的矛盾、多重角色的冲突在教师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尤以中小学教师群体最甚。近年来，中小学的招生规模较以前有所扩大，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同时，在教学改革加深、同行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社会对中小学教师的各方面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修、职称评聘的压力日趋沉重。最重要的是，虽然有素质教育的大方针，但以升学、成绩为主导的应试教育机制并未得到根本的动摇，甚至有加强的趋势，这是压在中小学教师身上的一块巨石。可见，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中承担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负担，而其婚姻生活的质量更是令人担忧。目前，国内外学者虽然对教师群体的婚姻质量状况有所关注，但仍显匮乏和不够深入，特地针对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婚姻质量所进行的研究更是少见。婚姻是家庭生活的主旋律，婚姻质量的好坏部分决定了教师心身健康的好坏。因此本研究从婚姻生活的角度，采用“Olson婚姻质量问卷”来探查中小学教师的婚姻质量状况，以期为中小学教师的心身健康维护提供新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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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教师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涉及个性、社会角色、休闲方式、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等因素。而对于婚姻质量与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婚姻质量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婚姻质量与防御方式、婚姻质量与子女成长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特别是防御方式对教师婚姻质量的影响这一部分，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基本处于空白。防御方式会对一个人的人际互动关系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成熟的防御方式能营造出比较好的人际关系;不成熟的防御方式反而会破坏人际关系。而婚姻是建立在一个特殊的人际关系上的，那么，防御方式是否与婚姻质量存在相关，其相关性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以深圳中小学教师为调查对象，对教师婚姻质量与防御方式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期为教师心身健康的维护和婚姻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一个新的干预角度。
(二)国内外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
关于婚姻质量的研究是20 世纪20年代末在西方国家兴起的，70 年代进入最为活跃的学术时期，国外众多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女权主义等角度对婚姻质量的定义度量、影响因素以及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与探讨[1]。国外对婚姻质量的定义，是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进行的，即已婚者对自己婚姻的感性认识和体会及客观调适质量。婚姻质量的度量一般采用“Olson 婚姻质量问卷”和“Hamiltom婚姻调适测试问卷”等几十种量表，其中以婚姻调适测试和双方调适刻度应用最广。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相关理论主要有：婚姻满意度与婚龄间成U型曲线关系、婚姻质量与自由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等理论假设，以及婚姻质量的三段理论构架[2]。Kurdek 对不同婚姻阶段的婚姻质量做了研究，结果显示：尽管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在婚姻关系的前十年婚姻质量基本呈“快速下降→稳定→下降”的趋势，有孩子的夫妇的婚姻质量下降的程度与速度均明显高于无孩子的夫妇[3]。Gagnon等人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在孩子们离家以后(即抚养任务完成后)，其婚姻质量明显提高，表现为夫妇双方冲突減少、共同乐趣增多[4]。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国外学者也做了一定的研究。Ying 调查美国旧金山华裔美国人的婚姻质量发现：华裔美国人一般都比较满意自己的婚姻状况，并且生活目标与道德行为的一致性是预测婚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Bird 报告：婚姻不幸福者所遭受的生活事件是正常对照组的2 倍，主要是与家庭有关的应激生活事件。Chan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身体健康与婚姻质量之间密切相关[5-7]。, http://www.100md.com(彭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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