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风险因素，也存在一些心理变量，可以作为个体问题行为的保护因素。共情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研究发现，高共情的个体更能设身处地地体验到他人的情绪状态，感知到他人的痛苦，因此会表现出更少的网络欺负行为。一项共情与网络欺负行为的元分析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了相关的第三方协变量之后，共情仍可显著正向预测网络欺负行为，但是共情水平并不能预测网络欺负对个体的伤害[18]。

    (三)社会文化因素

    家庭环境作为个体直接接触的第一个环境，在个体行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项短期纵向研究的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会对个体的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专制型的父母教养风格会导致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而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则可以有效减少个体的网络欺负行为，宽容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则与网络欺负行为没有显著关联[19]。同时，父母控制也在个体网络欺负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父母行为控制与个体的网络欺负行为显著负相关，而父母的心理控制则与网络欺负行为显著正相关[20]。此外，各种不良的家庭环境因素如儿童期虐待，也会造成個体网络欺负行为的增加。研究者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