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化因素

    在一项有关情绪结构的跨文化研究中,对从词典中抽取出的271个描述情绪的词汇在墨西哥被试中进行施测,通过主成分分析,抽取出了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两个因子,负性情绪又可进一步划分为7个情绪因子。将这一结果与美国、菲律宾及爱沙尼亚等国的类似研究进行比较发现,就负性情绪的具体内部结构而言,虽然存在明显的跨文化一致性,但差异也是存在的[19]。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是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Kitayama等(2000)在对作为这两种文化典型代表的美国与日本的比较中,报告了文化差异的作用,个体是否表现出文化规定的适宜行为与其情绪体验密切相关[26]。

    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关系的探讨一直是情绪研究领域的一个焦点。关于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二者的关系之争由来已久。新近的条件性共存理论(conditional co-occurrence theory)强调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的关系依赖于某些特定的情景和因素[27]。当前,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在这二者关系之间的作用。

    Schimmack等(2002)[28]进行了一项对38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其中一部分为亚洲国家,一部分为非亚洲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的国家,还有一部分为个人主义文化倾向的西方国家。发现,相对于非亚洲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亚洲国家被试的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的负相关最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亚洲文化中的辩证思维才是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关系的重要影响变量,而非传统上认为的完全是由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差异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