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世纪中后期临床医生将其热忱转移到包括奎宁、酒精以及其他一些兴奋药等新的干预措施上，“英雄主义疗法”逐渐没落。举例来说，奎宁作为治疗疟疾的特效药物和一般性滋补药物日益流行。正如导泻剂和放血疗法对于治疗发烧、梗阻以及体液平衡有意义一样，在以机体能量消耗为特点的疾病日益增加的医疗界中，奎宁和其他兴奋剂顺理成章地推广开。

    如果没有斗争，19世纪中叶的医生并不会放弃“英雄主义疗法”的标志物——汞剂和放血针。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尽管联合军队的医生已经越来越少地使用甘汞来处理伤员，但当1863年军医处处长宣布禁用这一汞化物之后，军医们仍然要求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判。即使“英雄主义疗法”趋于缓和之后，医生们仍然热衷于依据患者的个体特质来制定治疗方案。

    治疗学的革命

    到19世纪中叶，对患者特质的关注开始转移到对特殊病因的关心。由于细胞病理学、病理生理学，尤其是细菌学所取得的突破，医生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疾病视为一种具有其特殊致病原因和典型症状表现的特定实体。这一崭新模式促使医生开始依据疾病而不是患者特质来寻求治疗方案。与其他治疗学上的革命一样，这一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有关治疗学怀疑主义和个体化的旧思想继续存在，新的治疗方法从理想到现实往往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

    回想1846年麻省总医院的威廉·莫顿对醚类麻醉剂的证明，尽管醚类麻醉剂作为横跨太平洋从西方到东方的最为重要的医学发现之一，改变了欧美两地的医学实践，但这一转变既不迅速也不顺利。麻醉为外科领域带来了引人注目的革新，但同时也增加了外科手术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