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基于自己的立场和理论观点，西方学者编制出NEO PI一类的人格测量工具，使用这些工具不仅可以测量出西方人的人格结构，而且可以“强制性”地测量出其它文化人群的人格结构，因此，西方学者便在占有话语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声称，人格“五因素”模型具有文化普适性。在同样的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其它文化中的人格研究者在发现西方工具无法测量出来的“新”人格因素时，往往会略显“胆怯”地说，这仅仅是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人格因素。但CPAI的系列研究结果却显示出，一旦中国本土的人格测量工具用于西方人群时，它亦可“强迫性”地测量出西方工具原本未能发现的潜在人格特质因素。

    (3)因此，如果仅仅依靠某种与特定文化绑在一起的测量工具，就匆忙地声称能够发现跨文化一致性或者文化特异性的人格特质因素，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武断、且显得不够宽容。而如果能够平等、宽容地对待在其它文化和本土文化下产生的人格测量工具，并使用它们来共同测量不同人群的人格特质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单独使用任一测量工具都难以全面揭示出来的人格特质因素结构。这正是“联合使用CPAI和NEO PI、从而导致发现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4)人格特质研究领域中不仅存在着“四因素”、“五因素”和“六因素”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