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的影响(2)
个人的宗教信仰也会对离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参加教会活动的夫妻更加不容易离婚，并且在宗教信仰测量中得分高的人表现的更加的快乐，婚姻也更加的稳定。Sullivan认为[12]，宗教对于婚姻的影响会随着婚姻的发展而变化，相对于新婚夫妇而言，宗教信仰对于已生儿育女的夫妻的婚姻可能有更多的促进作用，使其离婚倾向性更低；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会影响人们的态度，有宗教信仰的人对婚姻的责任感更高，对离婚的态度更加保守。
3 最近行为遗传学的研究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其研究的根本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遗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在行为形成过程中，遗传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13]。
行为遗传学利用基因信息技术(Genetically informed techniques)探索遗传特性和后天环境对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14]。它以有不同相似程度基因型的配对个体为被试，主要是亲子、双生子、收养子女，通过比较配对被试的数据关系，或是比较各对被试之间的数据关系，来获得对基因和环境两大影响因素的有关信息。同卵双生子有相同的遗传特征和共同的抚养环境，因此双生子之间的不同可以归因于非共享环境的作用；异卵双生子则有一半相同的遗传特性和相同的抚养环境，通过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比较可以得出遗传和环境大致的作用机制。还可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双生子进行分析，分离出遗传和环境对婚姻影响的相对大小。已有的研究表明，婚姻是受到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的。但是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的影响范围以及影响水平的估计，各研究之间仍然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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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行为遗传学对择偶的研究
Lykken和Tellegen利用双生子样本对择偶受环境和遗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15]。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双生子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会做出类似的选择，这反映出了遗传和共享环境的相似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对配偶的选择却是一个例外。尽管人们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类似的人作为伴侣，但是双生子在选择他们的配偶时，并没有由于遗传和共享环境所造成的类似的品质而做出类似的选择。同卵双生子在评价彼此对方的配偶时，39%表示喜欢(like)，但有38%表示不喜欢(dislike)；仅有5%表示会爱上对方(fall for)，然而有9%坚持自己宁愿单身也不会与之结婚。同卵双生子在评价彼此的配偶选择时也没有比异卵双生子报告更多的认同，两种双生子所报告的对彼此择偶选择所持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在数量上都差不多。这表明，共同的遗传因素和共享环境对人们择偶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择偶过程中人们更多是受即时情境的左右。人们择偶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更倾向于受一种即时情境所引起的浪漫的直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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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为遗传学对婚姻状况的研究
Trumbetta和Gottesman以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男兵双生子为样本，研究了遗传和环境对“稳定的婚姻”(pair bonding)(保持稳定的异性恋的婚姻)和“再婚”两种婚姻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再婚情况相比，稳定的婚姻受遗传影响较大；但是两种婚姻状况中，非共享环境的影响都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变异[16]。
Jerskey等人研究了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状况和离婚可能性的影响[17]，结果发现婚姻状况并没有受到遗传的影响，而离婚可能性则受到遗传影响。Johnson等人通过调查双生子的婚姻状况研究了遗传和环境的影响[18]。研究中以二分名义变量“婚姻情况”作为因变量：“已婚”、“离婚”和“丧偶”均归为已婚一类，“从未结婚”归为未婚一类。双生子婚姻情况的相关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明显的遗传作用。模型分析结果也表明了相同的结果：包含可相加性遗传因素、不可相加性遗传因素和非共享环境(ADE)的模型拟合度要优于包含共享环境、可相加性遗传作用和非共享环境三者(ACE)的模型。ADE模型所估计的遗传性的总估计值为0.70。以上结果均表明，婚姻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和遗传特性所共同影响的，并且遗传特性的影响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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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ts等人对婚姻质量的个人评价以及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评价的一致性进行了遗传和环境影响的研究[14]。双生子相关结果表明，遗传和非共享的环境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个体评价是有一定作用的。此外，共享环境可能对情感表达、心理亲和有一定影响，但是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非共享环境是影响婚姻质量个体评价的最大的因素。研究者采用最大似然模型对遗传和环境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遗传和非共享环境对婚姻质量的个体评价有影响，而共享环境对于婚姻质量的评价是很小的，最优选择模型中仅包含遗传和非共享环境两个因素，其中非共享环境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Spotts等人还分析探讨了夫妻间婚姻质量评价的一致性受遗传和环境作用的情况。结果发现，与婚姻质量的影响情况相同，只有遗传和非共享环境对夫妻婚姻评价一致性有影响，共享环境的影响不显著，并且非共享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3.3 行为遗传学对离婚的研究
Jerskey等人在研究中发现，离婚可能性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17]。McGue等人以双生子夫妻以及夫妻双方父母为样本，对离婚所受的遗传和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19]。结果发现，离婚事件53%左右的变异量可以由夫妻中一人的遗传特性所解释，而且离婚是具有家族性的，遗传和环境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夫妻中一方对于离婚事件的解释量的平均值应小于50%，而且非遗传因素也会对离婚产生影响，因此Tuikheimer等人认为，遗传性因素对离婚的解释量应该低一些。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获得的遗传因素对离婚事件的解释量是McGue等人得到数值的一半左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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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kin等人以“曾经离过婚”和“从未离过婚”的二分变量为因变量，来研究遗传和环境对于离婚的影响[21]。不同类型双生子离婚情况的相关比较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遗传因素对离婚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此外，非共享的环境因素对离婚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共享环境因素的作用很小，其估计值为0甚至是负值。所建立的最优模型中也仅仅包含可加性的遗传因素和非共享环境因素。Jockin等人又通过模型分析，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对于女性，遗传因素对其离婚事件的贡献率为59%，环境因素的贡献率为41%；对于男性，遗传对其离婚事件的贡献率为55%，环境因素的贡献率为45%。他们还通过研究人格中的遗传和环境影响，来进一步说明遗传和环境对于离婚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对于女性来说有30%的离婚遗传可能性可以解释为遗传对人格变量的影响；而对于男性，这一比例为42%。然而环境对离婚的影响方式并非如此：对于女性来说只有3%的离婚遗传可能性可以解释为环境对人格变量的影响；而对于男性，这一比例仅不到1%。这表明环境因素对人格和离婚事件的影响与遗传因素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4 评价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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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近行为遗传学的研究
行为遗传学是在遗传学、心理学、行为学和医学等学科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以解释人类复杂的行为现象的遗传机制为其研究的根本目标，探讨行为的起源，遗传对人类行为发展的影响，以及在行为形成过程中，遗传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13]。
行为遗传学利用基因信息技术(Genetically informed techniques)探索遗传特性和后天环境对于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14]。它以有不同相似程度基因型的配对个体为被试，主要是亲子、双生子、收养子女，通过比较配对被试的数据关系，或是比较各对被试之间的数据关系，来获得对基因和环境两大影响因素的有关信息。同卵双生子有相同的遗传特征和共同的抚养环境，因此双生子之间的不同可以归因于非共享环境的作用；异卵双生子则有一半相同的遗传特性和相同的抚养环境，通过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的比较可以得出遗传和环境大致的作用机制。还可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双生子进行分析，分离出遗传和环境对婚姻影响的相对大小。已有的研究表明，婚姻是受到遗传和环境共同影响的。但是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的影响范围以及影响水平的估计，各研究之间仍然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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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行为遗传学对择偶的研究
Lykken和Tellegen利用双生子样本对择偶受环境和遗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15]。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双生子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会做出类似的选择，这反映出了遗传和共享环境的相似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对配偶的选择却是一个例外。尽管人们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类似的人作为伴侣，但是双生子在选择他们的配偶时，并没有由于遗传和共享环境所造成的类似的品质而做出类似的选择。同卵双生子在评价彼此对方的配偶时，39%表示喜欢(like)，但有38%表示不喜欢(dislike)；仅有5%表示会爱上对方(fall for)，然而有9%坚持自己宁愿单身也不会与之结婚。同卵双生子在评价彼此的配偶选择时也没有比异卵双生子报告更多的认同，两种双生子所报告的对彼此择偶选择所持的积极态度和消极态度在数量上都差不多。这表明，共同的遗传因素和共享环境对人们择偶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择偶过程中人们更多是受即时情境的左右。人们择偶并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更倾向于受一种即时情境所引起的浪漫的直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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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为遗传学对婚姻状况的研究
Trumbetta和Gottesman以参加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男兵双生子为样本，研究了遗传和环境对“稳定的婚姻”(pair bonding)(保持稳定的异性恋的婚姻)和“再婚”两种婚姻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再婚情况相比，稳定的婚姻受遗传影响较大；但是两种婚姻状况中，非共享环境的影响都能够解释大部分的变异[16]。
Jerskey等人研究了遗传和环境对婚姻状况和离婚可能性的影响[17]，结果发现婚姻状况并没有受到遗传的影响，而离婚可能性则受到遗传影响。Johnson等人通过调查双生子的婚姻状况研究了遗传和环境的影响[18]。研究中以二分名义变量“婚姻情况”作为因变量：“已婚”、“离婚”和“丧偶”均归为已婚一类，“从未结婚”归为未婚一类。双生子婚姻情况的相关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呈现出明显的遗传作用。模型分析结果也表明了相同的结果：包含可相加性遗传因素、不可相加性遗传因素和非共享环境(ADE)的模型拟合度要优于包含共享环境、可相加性遗传作用和非共享环境三者(ACE)的模型。ADE模型所估计的遗传性的总估计值为0.70。以上结果均表明，婚姻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和遗传特性所共同影响的，并且遗传特性的影响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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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ts等人对婚姻质量的个人评价以及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评价的一致性进行了遗传和环境影响的研究[14]。双生子相关结果表明，遗传和非共享的环境因素对于婚姻质量的个体评价是有一定作用的。此外，共享环境可能对情感表达、心理亲和有一定影响，但是对于婚姻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非共享环境是影响婚姻质量个体评价的最大的因素。研究者采用最大似然模型对遗传和环境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遗传和非共享环境对婚姻质量的个体评价有影响，而共享环境对于婚姻质量的评价是很小的，最优选择模型中仅包含遗传和非共享环境两个因素，其中非共享环境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Spotts等人还分析探讨了夫妻间婚姻质量评价的一致性受遗传和环境作用的情况。结果发现，与婚姻质量的影响情况相同，只有遗传和非共享环境对夫妻婚姻评价一致性有影响，共享环境的影响不显著，并且非共享环境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3.3 行为遗传学对离婚的研究
Jerskey等人在研究中发现，离婚可能性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17]。McGue等人以双生子夫妻以及夫妻双方父母为样本，对离婚所受的遗传和环境影响进行了研究[19]。结果发现，离婚事件53%左右的变异量可以由夫妻中一人的遗传特性所解释，而且离婚是具有家族性的，遗传和环境在其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夫妻中一方对于离婚事件的解释量的平均值应小于50%，而且非遗传因素也会对离婚产生影响，因此Tuikheimer等人认为，遗传性因素对离婚的解释量应该低一些。在一项研究中，他们获得的遗传因素对离婚事件的解释量是McGue等人得到数值的一半左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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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kin等人以“曾经离过婚”和“从未离过婚”的二分变量为因变量，来研究遗传和环境对于离婚的影响[21]。不同类型双生子离婚情况的相关比较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遗传因素对离婚的作用都是显著的；此外，非共享的环境因素对离婚也有着较大的影响；而共享环境因素的作用很小，其估计值为0甚至是负值。所建立的最优模型中也仅仅包含可加性的遗传因素和非共享环境因素。Jockin等人又通过模型分析，得到更为精确的结果：对于女性，遗传因素对其离婚事件的贡献率为59%，环境因素的贡献率为41%；对于男性，遗传对其离婚事件的贡献率为55%，环境因素的贡献率为45%。他们还通过研究人格中的遗传和环境影响，来进一步说明遗传和环境对于离婚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对于女性来说有30%的离婚遗传可能性可以解释为遗传对人格变量的影响；而对于男性，这一比例为42%。然而环境对离婚的影响方式并非如此：对于女性来说只有3%的离婚遗传可能性可以解释为环境对人格变量的影响；而对于男性，这一比例仅不到1%。这表明环境因素对人格和离婚事件的影响与遗传因素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4 评价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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