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社会认知研究(2)
根据启动效应任务的不同，可以有两种方式来研究依恋的启动效应。一种是单词启动效应，特点是不同的启动刺激可以对不同的被试呈现，会造成很多可能的启动效应[7]。目前主要是Mikulincer等人使用此方法进行了系列研究来考察恐惧启动对依恋对象的心理表征易接近性的作用。他们以能造成心理威胁的恐吓词或中立词为启动词让被试完成词汇抉择任务和Stroop任务。结果表明，恐惧启动增加了依恋对象心理表征的易接近性，这种效应只对依恋对象有效，并且这种效应在三个研究中都得到了重复验证[12]。另一种是句子启动效应，例如句子“我的妈妈拒绝我”可以作为阈下启动句子。Maier M. A.等人用此方法比较了对依恋启动任务反应在两个依恋工具上(AAI和IPPA)的得分，结果表明成人依恋访谈 (AAI)评估的依恋模式与启动效应有关，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能评估无意识的依恋工作模式[7]。
3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和通达性(accessibility)
正如Bowlby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的一般依恋风格来自于长期高通达性的心理模型[2,13,12]。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也是研究者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内部工作模式和依恋对象的可得性和通达性可以帮助了解在不同情境中个体的认知结构会怎样被激活以及个体会怎样进行反应，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内部工作模式的心理机制。关于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可得性倾向(对于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来说，哪些知识结构是可获得的)，以及暂时的或长期的通达性(暂时通达性和长期通达性分别是怎样影响不同依恋风格个体认知的)。此外，随着研究技术手段的进步，关于依恋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神经生理机制问题也有了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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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得性倾向方面，有研究表明个体形成的关于重要看护者(主要是父母)的心理表征的可得性是有稳定差异的。Hazan和Shaver用一个37项形容词列表对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状况做一个回溯性评价，结果发现安全型依恋者描述父母为尊敬的(respectful)、回应的(responsive)，关爱的(caring)，接受的(accepting)，不发号施令的(undemanding)，而焦虑型和回避型则正好与上面的结果相反[14]，这一结果被Mikulincer等人进行了概念化的重复，他们采用的是一个12项形容词列表和以色列成年人样本[15]。同样的还有Rothbard 和Shaver，他们评价了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的15个方面，结果同样表明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对父母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变化趋势。安全型个体描述他们的父母是可获得的(available)、支持的(supportive)、温暖的(warm)、尊敬的(respectful)，而焦虑型和回避型被试则并没有做出上述评价[35]。Florian和Mikulince报告说相对于焦虑型和回避型的人来说，安全型依恋的人对他们的亲密朋友和爱人可以感受到更多情绪上的和自动的支持。在对于已婚被试评估他们配偶行为质量的研究(此研究进行每天评价，共持续3周)中表明回避型和焦虑型被试对其同伴的行为评估为更多的不可获得和缺乏支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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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工作模式的暂时的和长期的通达性会影响亲密关系中人们认知的通达性。Mikulincer和Arad的三项研究表明，当伴侣的行为与自己的期望不一致时，安全依恋的个体比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改变自己对伴侣的看法。与认为自己拥有不安全依恋的亲密关系的人相比，如果个体认为自己拥有安全依恋的亲密关系，他对与自己期望不一致的伴侣的行为就会有更多的修正。可以看出，暂时激活个体安全依恋工作模式的通达性会促使个体更倾向于修正与自己期望不一致的伴侣行为的看法[18]。Baldwi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人们的自我报告依恋风格与各依恋知识的可获得性和通达性一致：安全依恋风格的被试最倾向于报告安全关系，依此类推[4]；但是短暂启动依恋表征与长期依恋风格表征的先前研究的结果一致，激活了一种工作模式的被试会更多的表现出被同一依恋取向的对象所吸引。短暂的通达性激活会引导个体的反应[19]。因此Baldwin得出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内部工作模式是个体在关系中的认知，是一种“关系图式”。为了解决这些争议，今后我们需要考察在不同的与依恋有关的情境下，同一种风格的个体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即是考察情境与内部工作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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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恋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方面，一些研究者已经使用了一些精密技术来研究依恋的脑生理机制。结果表明，依恋系统有其特定的工作脑区和生理激素。这可能是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真正基础。Lorberbaum等人给母亲们呈现婴儿的哭声和白噪音，发现与呈现白噪音相比，呈现婴儿的哭声时母亲大脑的扣带回前部和右额叶中部有明显激活[20]。Leibenluft等人让母亲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时，母亲大脑的杏仁核、脑岛、扣带回前部的两侧有显著激活，稍晚一些时大脑颞叶前回(STS)有显著激活。与观看陌生成人的照片相比，观看陌生儿童照片时边缘叶、大脑沟回内壁、楔状体前部有显著激活，稍晚一些的时候大脑颞叶前回(STS)有显著激活。与观看熟悉孩子的照片相比，观看自己孩子照片时，与情绪反应有关的脑区(杏仁核、脑岛)和心理倾向的区域(扣带回前部的两侧、稍晚一些的时候大脑颞叶前回)的激活比较显著。因此，强烈的依恋、警觉的保护和同情心是母亲依恋的普遍特征[21]。 在Bartel和Zeki比较母爱与爱情的脑机制研究中，他们发现两种爱在大脑的奖赏系统脑区有重叠[22]。Carter等人对“一夫一妻制”的大牧场地鼠以及其他“一夫一妻制”哺乳动物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CNS)释放出的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是最初产生依恋行为的激素[8]。神经科学家们还发现有一种基因与这种抗利尿激素的接收有关。当把大牧场地鼠的这种基因移植到实验室小白鼠身上，并给白鼠注射抗利尿激素时，白鼠的依恋行为增加了。因为所有哺乳动物包括人类都享有这种基因，因此科学家推断抗利尿激素与人类的依恋有关[22]。也许正是这种遗传基因和激素导致了人类依恋的普遍可得性和通达性(见文献[8])。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分析不同依恋风格或者表征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改进。例如，可以通过比较依恋缺失与正常白鼠或者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来探究不同依恋质量的个体之间大脑机制或者“依恋基因”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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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与记忆的相关研究
社会认知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现有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什么能在记忆中储存，以及什么能被回忆起来或重
新建构。另外，一旦信息储存在记忆中，在下一步的记忆过程中一致的信息就具有了优先权。当现有的表征有利于某种相关事件的记忆时，它很可能也会引导一个人去回忆和重构没有发生过的事情[1]。在与依恋有关的记忆方面的研究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Mikulincer和Horesh改编了Anderson等人对错误记忆(false-memory)的研究范式，用以研究自我模型是怎样影响个体对他人的记忆的[23]。在两项研究中，给被试系统地(有特殊规律)呈现与被试的所望特征和非所望特征相似或相异的目标人物的描述。测试被试回忆目标人物的容易度，以及错误-积极记忆的侵入(false-positive memory intrusions)(回忆出了没有精确呈现的特征)。结果显示：不安全依恋的成人把他们的自我模型投射到目标人物身上。回避型成人更容易回忆起具有与他的非所望特征相似的目标人物，并且他们制造错误-积极记忆。焦虑-矛盾的成人更容易回忆起与他们的所望特征相似的目标人物，并且他们也制造错误-积极记忆。安全依恋的成人没有表现出记忆的歪曲。Mikulincer和Horesh认为这些模式可能起因于回避型成人(对害怕亲近的高度关注)的“防御-投射”(“defensive-projection”)和焦虑-矛盾型成人(寻求与他人相似的联系)的“投射识别”(“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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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可得性(availability)和通达性(accessibility)
正如Bowlby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的一般依恋风格来自于长期高通达性的心理模型[2,13,12]。依恋内部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也是研究者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察内部工作模式和依恋对象的可得性和通达性可以帮助了解在不同情境中个体的认知结构会怎样被激活以及个体会怎样进行反应，这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内部工作模式的心理机制。关于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可得性倾向(对于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来说，哪些知识结构是可获得的)，以及暂时的或长期的通达性(暂时通达性和长期通达性分别是怎样影响不同依恋风格个体认知的)。此外，随着研究技术手段的进步，关于依恋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神经生理机制问题也有了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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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得性倾向方面，有研究表明个体形成的关于重要看护者(主要是父母)的心理表征的可得性是有稳定差异的。Hazan和Shaver用一个37项形容词列表对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状况做一个回溯性评价，结果发现安全型依恋者描述父母为尊敬的(respectful)、回应的(responsive)，关爱的(caring)，接受的(accepting)，不发号施令的(undemanding)，而焦虑型和回避型则正好与上面的结果相反[14]，这一结果被Mikulincer等人进行了概念化的重复，他们采用的是一个12项形容词列表和以色列成年人样本[15]。同样的还有Rothbard 和Shaver，他们评价了童年期与父母关系的15个方面，结果同样表明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对父母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变化趋势。安全型个体描述他们的父母是可获得的(available)、支持的(supportive)、温暖的(warm)、尊敬的(respectful)，而焦虑型和回避型被试则并没有做出上述评价[35]。Florian和Mikulince报告说相对于焦虑型和回避型的人来说，安全型依恋的人对他们的亲密朋友和爱人可以感受到更多情绪上的和自动的支持。在对于已婚被试评估他们配偶行为质量的研究(此研究进行每天评价，共持续3周)中表明回避型和焦虑型被试对其同伴的行为评估为更多的不可获得和缺乏支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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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工作模式的暂时的和长期的通达性会影响亲密关系中人们认知的通达性。Mikulincer和Arad的三项研究表明，当伴侣的行为与自己的期望不一致时，安全依恋的个体比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改变自己对伴侣的看法。与认为自己拥有不安全依恋的亲密关系的人相比，如果个体认为自己拥有安全依恋的亲密关系，他对与自己期望不一致的伴侣的行为就会有更多的修正。可以看出，暂时激活个体安全依恋工作模式的通达性会促使个体更倾向于修正与自己期望不一致的伴侣行为的看法[18]。Baldwin等人的研究也表明人们的自我报告依恋风格与各依恋知识的可获得性和通达性一致：安全依恋风格的被试最倾向于报告安全关系，依此类推[4]；但是短暂启动依恋表征与长期依恋风格表征的先前研究的结果一致，激活了一种工作模式的被试会更多的表现出被同一依恋取向的对象所吸引。短暂的通达性激活会引导个体的反应[19]。因此Baldwin得出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内部工作模式是个体在关系中的认知，是一种“关系图式”。为了解决这些争议，今后我们需要考察在不同的与依恋有关的情境下，同一种风格的个体会有怎样的变化，也即是考察情境与内部工作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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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恋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方面，一些研究者已经使用了一些精密技术来研究依恋的脑生理机制。结果表明，依恋系统有其特定的工作脑区和生理激素。这可能是工作模式的可得性和通达性的真正基础。Lorberbaum等人给母亲们呈现婴儿的哭声和白噪音，发现与呈现白噪音相比，呈现婴儿的哭声时母亲大脑的扣带回前部和右额叶中部有明显激活[20]。Leibenluft等人让母亲观看自己孩子的照片时，母亲大脑的杏仁核、脑岛、扣带回前部的两侧有显著激活，稍晚一些时大脑颞叶前回(STS)有显著激活。与观看陌生成人的照片相比，观看陌生儿童照片时边缘叶、大脑沟回内壁、楔状体前部有显著激活，稍晚一些的时候大脑颞叶前回(STS)有显著激活。与观看熟悉孩子的照片相比，观看自己孩子照片时，与情绪反应有关的脑区(杏仁核、脑岛)和心理倾向的区域(扣带回前部的两侧、稍晚一些的时候大脑颞叶前回)的激活比较显著。因此，强烈的依恋、警觉的保护和同情心是母亲依恋的普遍特征[21]。 在Bartel和Zeki比较母爱与爱情的脑机制研究中，他们发现两种爱在大脑的奖赏系统脑区有重叠[22]。Carter等人对“一夫一妻制”的大牧场地鼠以及其他“一夫一妻制”哺乳动物研究表明，中枢神经系统(CNS)释放出的抗利尿激素和催产素是最初产生依恋行为的激素[8]。神经科学家们还发现有一种基因与这种抗利尿激素的接收有关。当把大牧场地鼠的这种基因移植到实验室小白鼠身上，并给白鼠注射抗利尿激素时，白鼠的依恋行为增加了。因为所有哺乳动物包括人类都享有这种基因，因此科学家推断抗利尿激素与人类的依恋有关[22]。也许正是这种遗传基因和激素导致了人类依恋的普遍可得性和通达性(见文献[8])。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分析不同依恋风格或者表征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今后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改进。例如，可以通过比较依恋缺失与正常白鼠或者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来探究不同依恋质量的个体之间大脑机制或者“依恋基因”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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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恋内部工作模式与记忆的相关研究
社会认知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现有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什么能在记忆中储存，以及什么能被回忆起来或重
新建构。另外，一旦信息储存在记忆中，在下一步的记忆过程中一致的信息就具有了优先权。当现有的表征有利于某种相关事件的记忆时，它很可能也会引导一个人去回忆和重构没有发生过的事情[1]。在与依恋有关的记忆方面的研究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Mikulincer和Horesh改编了Anderson等人对错误记忆(false-memory)的研究范式，用以研究自我模型是怎样影响个体对他人的记忆的[23]。在两项研究中，给被试系统地(有特殊规律)呈现与被试的所望特征和非所望特征相似或相异的目标人物的描述。测试被试回忆目标人物的容易度，以及错误-积极记忆的侵入(false-positive memory intrusions)(回忆出了没有精确呈现的特征)。结果显示：不安全依恋的成人把他们的自我模型投射到目标人物身上。回避型成人更容易回忆起具有与他的非所望特征相似的目标人物，并且他们制造错误-积极记忆。焦虑-矛盾的成人更容易回忆起与他们的所望特征相似的目标人物，并且他们也制造错误-积极记忆。安全依恋的成人没有表现出记忆的歪曲。Mikulincer和Horesh认为这些模式可能起因于回避型成人(对害怕亲近的高度关注)的“防御-投射”(“defensive-projection”)和焦虑-矛盾型成人(寻求与他人相似的联系)的“投射识别”(“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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