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归因错误的文化局限性(2)
不过，尽管有这些实验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文化中的人就不会出现基本归因错误。在前述Jones和Harris关于基本归因错误的标准实验条件下，Choi和Nisbett，Krull等人，Masuda和Kitayama，还有Toyama都发现韩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学生分别真实地表现出了相应性偏差[11,12]。日本心理学家Masuda和Kitayama对此实验步骤进行改变，让受试者成对地进行实验。一个受试者从两个相同的信封中挑出一个，目标人物将阅读其中的论文，目标人物然后在摄像机前阅读由受试者挑选出的论文，另一个受试者观察所有这些事。在这里对受试者来说，很明显目标人物既没写也没选择他阅读的论文。Masuda和Kitayama发现在此种情况下他们的日本受试者并没表现出基本归因错误倾向。因此，一旦给出这些社会因素信息，受试者阅读的论文的内容对日本受试者的态度推断就没有影响了。但在这种条件下，Gilbert和Jones发现美国人还是清楚地表现出基本归因错误[13]。
Choi和Nisbett也进行了一个相似的实验[14]。实验中，受试者在对目标人物的态度做出推理前，被要求以特定的立场，使用四个特定的论点写一篇特定主题的论文。然后他们阅读另一个人写的论文，而且被告知这个人经历了与他们相同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韩国受试者很明显降低了判断的极端性，而对美国受试者来说，这种处理对他们的判断几乎不构成任何影响。由此可见韩国人对突显出来的社会因素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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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moto等也发现，当受社会制约的行为可以推断行动者态度的特征时，美国人和日本人表现出同样强的相应性偏差[15]。文化差异主要发生在当行为只能在最小程度上推断态度的情形下，此时美国人延续他们一贯的倾向于特质归因的偏向，表现出强烈的相应性偏差，而日本人则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应性偏差。
东西方归因的差别不仅仅是在对人的行为的层面上，对动物的行为也有类似的差别。Morris和彭凯平制作了鱼以各种方式游动的动画，每种游动都是一条鱼以一种方式游动，而一群鱼以另一种方式游动[9]。比如，在一个动画中，一条鱼游离鱼群。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对这条鱼游离鱼群的行为进行解释。结果显示，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外部因素产生的，美国受试者则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内部因素产生的。
更进一步地，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上，东西方文化也存在这种差异。彭凯平及其同事向中国和美国妇女呈现抽象的动画，每个动画都可以被理解成物体的某种由水力、磁力或空气动力引起的运动。受试者被问到她们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个物体的运动是由内部因素影响的，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多地报告运动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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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归因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西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传统就是由物体的特质来解释现象。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石头落地的原因是它拥有“重力”的特质，木头浮在水面的原因是它有“飘浮”的特质。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人们才理解了一个物体的行为是物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Nakamura和Needham指出东方的物理史是与此相当不同的，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懂得了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包括遥控行为的观念，尤其是磁场和潮汐运动是以完全现代的方式来理解的[12]。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自然的因果关系应该作为物体与力量场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彭凯平和Nisbett指出中国人对于模糊事件的解释更可能涉及到背景，而美国人更可能涉及到事物的内在因素[17]。
以上研究让我们确信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人在归因方式上存在着相当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也许可以从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对可归因于个人也可归因于集体的社会事件进行解释时，比如说组织中发生的经济丑闻，美国人更多地倾向于归因于个人特质，而日本人更倾向于归因于集体的特质[18]。北美文化将个体看作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东亚人则认为个人更多地受到社会集体更受制约且更少能动性。因此，东亚人比美国人更多地关注于集体的特质。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对个人和群体具有不同的内隐理论，这可能是不同文化中的人表现出不同归因倾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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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bett指出：“人们可能将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作为重要的原因……归因的不同反映了注意的不同”[16]。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亚洲人更多地使用背景归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将注意集中在背景和场域中各种事物的关系上，欧美人更多地使用特质归因则是因为他们总是首先注意到对象以及对象的各种特性。事实上，有关知觉的广泛研究也的确证明西方人首先注意到焦点物体或人物，而亚洲人则注意到更广泛的场域以及物体与场域之间的关系。
3 归因与文化实践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理是其社会文化和历史构成的环境的一种功能，文化实践和意义将内容赋予并充实了人的心理过程，人的心理过程反过来又产生和转变了这些文化实践和意义，文化与心理是相互建构的，心理过程是将一定的文化模式与规范内化而形成的[12]。由此，不同的归因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
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将文化内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了不同的归因方式。前述Miller关于归因的比较文化研究即是一个例证。在这项研究中，Miller还证实了学习如何以文化许可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归因模式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她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文化中的儿童给出的行为解释并没有什么不同，直到青年时期这两种文化中的人才在行为解释上显示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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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证明归因是从文化中习得的，Miller还对美籍印度人进行了研究，这些人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西化了，结果发现他们对行为给出的特质性解释和背景性解释均居于印度和美国受试者之间。
利用香港独特的双文化背景，康萤仪等也成功证明了文化对归因的影响[19]。康萤仪及其同事向香港大学的学生呈现与Morris和彭凯平实验用的鱼卡通相似的图片，但在此之前先给受试者呈现与东方或西方文化强烈相关的图片。他们向一组受试者提供反映美国文化的图片，如牛仔和米老鼠，向第二组受试者提供反映中国文化的图片，如龙和寺庙，向对照组提供中性的图片。此后，研究者向受试者呈现一条鱼在其它鱼前面游动的卡通并问他们这条鱼如此游动的主要原因。与第二组受试者相比，第一组受试者给出更多与这条鱼的动机有关的原因，更少与其它鱼或背景有关的原因，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则居于两个实验组之间。
Nisbett和彭凯平等人研究指出，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社会差异影响他们认知过程(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性质。社会组织以两种基本的方式影响了认知过程：一是间接地把注意集中在环境的不同部分上；二是直接地获得比其它方式更可接受的某些社会交往模式。并且，社会实践和认知实践在某种平衡状态中彼此维持。由于嵌入更大的信念系统和社会实践中，认知实践可能是非常稳定的[17]。
Markus和Kitayama也指出 [20]：“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根植于更大的背景中(在这一背景中，个人是相互依靠的部分)，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其它对象或事件”。对场域的注意应该促使人们试图理解对象和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且鼓励人们从对象和场域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对解释事件。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没有多少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角色约束的社会里，他可能主要注意对象以及与对象有关的个人目标。因而，对象的特性可能凸显出来，而且这些可能促使人们使用那些特性来发展支配对象行为的类别和规则。人们知道规则支配对象的行为，这一信念可能导致在解释中对有关对象的唯一关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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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和Nisbett也进行了一个相似的实验[14]。实验中，受试者在对目标人物的态度做出推理前，被要求以特定的立场，使用四个特定的论点写一篇特定主题的论文。然后他们阅读另一个人写的论文，而且被告知这个人经历了与他们相同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韩国受试者很明显降低了判断的极端性，而对美国受试者来说，这种处理对他们的判断几乎不构成任何影响。由此可见韩国人对突显出来的社会因素更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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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moto等也发现，当受社会制约的行为可以推断行动者态度的特征时，美国人和日本人表现出同样强的相应性偏差[15]。文化差异主要发生在当行为只能在最小程度上推断态度的情形下，此时美国人延续他们一贯的倾向于特质归因的偏向，表现出强烈的相应性偏差，而日本人则没有表现出任何相应性偏差。
东西方归因的差别不仅仅是在对人的行为的层面上，对动物的行为也有类似的差别。Morris和彭凯平制作了鱼以各种方式游动的动画，每种游动都是一条鱼以一种方式游动，而一群鱼以另一种方式游动[9]。比如，在一个动画中，一条鱼游离鱼群。研究者要求受试者对这条鱼游离鱼群的行为进行解释。结果显示，中国受试者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外部因素产生的，美国受试者则倾向于认为鱼的行为是由内部因素产生的。
更进一步地，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上，东西方文化也存在这种差异。彭凯平及其同事向中国和美国妇女呈现抽象的动画，每个动画都可以被理解成物体的某种由水力、磁力或空气动力引起的运动。受试者被问到她们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这个物体的运动是由内部因素影响的，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多地报告运动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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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归因上的差异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西方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传统就是由物体的特质来解释现象。譬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石头落地的原因是它拥有“重力”的特质，木头浮在水面的原因是它有“飘浮”的特质。直到伽利略的时代，人们才理解了一个物体的行为是物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结果。Nakamura和Needham指出东方的物理史是与此相当不同的，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懂得了相互作用的基本原则，包括遥控行为的观念，尤其是磁场和潮汐运动是以完全现代的方式来理解的[12]。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自然的因果关系应该作为物体与力量场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彭凯平和Nisbett指出中国人对于模糊事件的解释更可能涉及到背景，而美国人更可能涉及到事物的内在因素[17]。
以上研究让我们确信生活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人在归因方式上存在着相当的不同，但是这种不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也许可以从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Tanya Meno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对可归因于个人也可归因于集体的社会事件进行解释时，比如说组织中发生的经济丑闻，美国人更多地倾向于归因于个人特质，而日本人更倾向于归因于集体的特质[18]。北美文化将个体看作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东亚人则认为个人更多地受到社会集体更受制约且更少能动性。因此，东亚人比美国人更多地关注于集体的特质。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对个人和群体具有不同的内隐理论，这可能是不同文化中的人表现出不同归因倾向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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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bett指出：“人们可能将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作为重要的原因……归因的不同反映了注意的不同”[16]。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亚洲人更多地使用背景归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将注意集中在背景和场域中各种事物的关系上，欧美人更多地使用特质归因则是因为他们总是首先注意到对象以及对象的各种特性。事实上，有关知觉的广泛研究也的确证明西方人首先注意到焦点物体或人物，而亚洲人则注意到更广泛的场域以及物体与场域之间的关系。
3 归因与文化实践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的心理是其社会文化和历史构成的环境的一种功能，文化实践和意义将内容赋予并充实了人的心理过程，人的心理过程反过来又产生和转变了这些文化实践和意义，文化与心理是相互建构的，心理过程是将一定的文化模式与规范内化而形成的[12]。由此，不同的归因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文化的不同而造成的。
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将文化内化的过程中逐渐习得了不同的归因方式。前述Miller关于归因的比较文化研究即是一个例证。在这项研究中，Miller还证实了学习如何以文化许可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说，归因模式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她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文化中的儿童给出的行为解释并没有什么不同，直到青年时期这两种文化中的人才在行为解释上显示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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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证明归因是从文化中习得的，Miller还对美籍印度人进行了研究，这些人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西化了，结果发现他们对行为给出的特质性解释和背景性解释均居于印度和美国受试者之间。
利用香港独特的双文化背景，康萤仪等也成功证明了文化对归因的影响[19]。康萤仪及其同事向香港大学的学生呈现与Morris和彭凯平实验用的鱼卡通相似的图片，但在此之前先给受试者呈现与东方或西方文化强烈相关的图片。他们向一组受试者提供反映美国文化的图片，如牛仔和米老鼠，向第二组受试者提供反映中国文化的图片，如龙和寺庙，向对照组提供中性的图片。此后，研究者向受试者呈现一条鱼在其它鱼前面游动的卡通并问他们这条鱼如此游动的主要原因。与第二组受试者相比，第一组受试者给出更多与这条鱼的动机有关的原因，更少与其它鱼或背景有关的原因，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则居于两个实验组之间。
Nisbett和彭凯平等人研究指出，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大量社会差异影响他们认知过程(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的性质。社会组织以两种基本的方式影响了认知过程：一是间接地把注意集中在环境的不同部分上；二是直接地获得比其它方式更可接受的某些社会交往模式。并且，社会实践和认知实践在某种平衡状态中彼此维持。由于嵌入更大的信念系统和社会实践中，认知实践可能是非常稳定的[17]。
Markus和Kitayama也指出 [20]：“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根植于更大的背景中(在这一背景中，个人是相互依靠的部分)，那么这个人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其它对象或事件”。对场域的注意应该促使人们试图理解对象和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且鼓励人们从对象和场域之间关系的角度来对解释事件。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生活在没有多少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角色约束的社会里，他可能主要注意对象以及与对象有关的个人目标。因而，对象的特性可能凸显出来，而且这些可能促使人们使用那些特性来发展支配对象行为的类别和规则。人们知道规则支配对象的行为，这一信念可能导致在解释中对有关对象的唯一关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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