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对我期望太高：运动领域中的自我设限(2)
3 自我设限的相关研究
3.1 自我设限与归因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进行分析，推论其原因的过程。归因与自我设限具有密切的联系[8]。当自我设限者克服了自己设置的障碍获得成功时，他(她)本人及他人就会使用归因的增大原理(augment principle)，扩大对自我设限者能力的评价。如果自我设限者最终失败了，由于给自己的失败增加了额外的理由(自我设限行为)，失败后对能力的归因就会打折扣。这是运用了归因的折扣原理(discount principle)，一个给定结果的可能原因越多，我们把结果归为任何一个特殊原因(如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心理学家认为，个体采取自我设限会带来“双赢”的结果。自我设限行为能够为个体的失败提供“完美”的借口，同时在个体成功时能够提高对能力的归因[18]。
3.2 自我设限与自尊
, 百拇医药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面临特定的情境会表现出行为上的差异。当个体的自尊受到威胁时，通常会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策略，自我设限就是自我保护的策略之一。因此，自尊与自我设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有研究者认为，自我设限倾向与自尊水平呈负相关。以自尊水平(高、低)为自变量对自我设限进行研究时发现，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具有更高的自我设限倾向[19]。在回归方程中，自尊不是自我设限倾向的显著的预测指标，但是有研究发现整体自尊量表中自我贬低(负向评价的条目)的得分可以正向预测自我设限倾向。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自我设限倾向与自尊的高低没有关系。低自尊的人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而采用自我设限的策略，高自尊的人则出于自我提升的动机也采用自我设限的策略[20]。
Prapavessis和Grove(1998)对高尔夫球手的研究表明，自尊可能是自我设限倾向与潜在的自我设限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换句话说，高自我设限倾向者更多的使用自我设限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尊较低[21]。Spalding和Hardin(1999)则率先将内隐自尊引入了自我设限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对自我设限的主效应都显著，高内隐或高外显自尊者的自我设限倾向都较低[22]。李晓东等人(2004)的研究却发现，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对自我设限的影响是不同的，内隐自尊低的学生比内隐自尊高的学生更多的使用行动式自我设限和自陈式自我设限，而外显自尊的主效应不显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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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我设限与成就目标定向
目标定向(goal orientation)理论认为，在成就情景中，有两种主要的目标取向或者说是人们主观上界定成功的主要基础：一种是任务定向(task orientation)，一种是自我定向(ego orientation)。在成就活动中，任务取向者的成功感觉是以自己作为参照标准的，其目标是发展个人技巧、获得洞察力和掌握新知识。这种类型的人认为，在成就情景中，成功必须通过努力学习、充分理解所学知识以及与同伴合作才能取得。而自我取向者对自己能力的判断是以社会比较为参照标准的，其目标是显示自己的超常能力。这类人认为成功就是在竞争中(用更少的)努力去打败对手或超越对手。
自我设限作为一种非适应性的行为策略，它与个体不恰当的目标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Ryska等人(1999)以青年足球运动员为被试进行的研究表明，高自我取向的运动员更倾向于使用自我设限策略[24]。Midgley和Urdan(2001)的研究还发现高任务-低自我取向者比低任务-低自我取向者较少的使用自我设限策略；自我定向对任务定向与自我设限策略的关系没有影响[25]。使用回归分析对个体目标定向与其自我设限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自我定向比任务定向能够更好的预测自我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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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我设限与群体凝聚力
Rhodewalt等人(1984)认为，在运动队中群体将调节运动员自我设限者使用自我设限策略的程度[3]。群体对它的成员施加了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群体凝聚力(group cohesion)的增强而增强。Carron等人(1994)对运动队中群体凝聚力和自我设限关系的研究表明，具有“找借口”的自我设限倾向的个体知觉到更低的任务凝聚力[26]。这可能是因为当知觉到的群体任务凝聚力很低时，就可以把它作为个体失败的借口。群体凝聚力是自我设限倾向和自我设限行为(训练与准备比赛前知觉到事件的混乱程度)之间相互关系的调节变量。当群体凝聚力高的时候，具有“找借口”的自我设限倾向的个体报告他们准备比赛时有更多的混乱事件。然而，当群体凝聚力低的时候，不存在这一现象。
研究还表明，只有“找借口”的自我设限倾向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而出现，“不努力”的自我设限倾向并没有和知觉到的群体凝聚力相联系，也没有和凝聚力相互作用而影响自我设限策略的使用。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情境中使用“不努力”的自我设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使成功变得更难，而且会受到教练和队友的质疑。Housenblas和Carron(1996)的一个后续研究表明，具有低自我设限倾向的运动员不管群体凝聚力高还是低，都没有把他们体验到的混乱事件知觉为很严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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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影响自我设限的其它因素
许多研究都发现，情境因素(例如，任务或作业性质)是影响被试使用自我设限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实验者声称作业性质是重要的、具有评价性的(如智力测验、性向测验)测验时，被试特别有可能表现出自我设限的行为倾向，并以减少练习时间或努力时间作为自我设限的策略[11,28]。由于运动情境本身就是具有评价性的，而且运动员自己和社会对其运动表现的评价都对其自尊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运动领域具备产生自我设限行为的条件。但是，运动员的自我设限究竟是普遍存在还是偶尔出现仍然存在争议。
反馈信息是另一种影响自我设限的因素。Berglas和Jones(1978)在其经典的实验研究中，用伴随性正反馈(contingent positive feedback)和非伴随性正反馈(noncontingent positive feedback)两种实验情境操纵被试在先前作业情境中所获得的经验。在实验操纵后分别给予两组被试一个类似于先前经验的测验情境，让其选择在作业前是否服用具有抑制智力表现的药物。实验结果表明，非伴随性正反馈组男性被试比伴随性正反馈组男性被试更倾向于使用药物，因为非伴随性反馈所带来的不确定感使其更容易产生自我设限行为。而两组女性被试在使用药物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服药或酗酒等是男性自我设限的典型行为表现，并不适合于女性被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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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性别也是影响自我设限的重要因素之一[29,30]。大量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使用行为的自我设限策略，而女性更可能使用声称的自我设限策略[31,32]。但是Hirt等人(2003)的研究却发现，男性和女性在使用声称的自我设限策略上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当两类设限策略都可采用时，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选择声称的自我设限策略[29]。
4 建议
根据上述理论及相关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作为教练员从事训练指导及未来研究者研究方向的参考：
4.1 对实践应用的建议
教练员可以通过心理测验筛选出低自尊且自我设限倾向高的运动员，在运动心理咨询师的配合下给予适当的辅导；平时训练中塑造以任务定向为主的环境，强调运动能力的提高和进步；对运动员的表现给予客观、及时、明确的反馈信息，尤其是正面反馈；比赛后引导运动员对比赛结果多做内部归因，要求运动员对自己、对比赛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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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我设限与归因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进行分析，推论其原因的过程。归因与自我设限具有密切的联系[8]。当自我设限者克服了自己设置的障碍获得成功时，他(她)本人及他人就会使用归因的增大原理(augment principle)，扩大对自我设限者能力的评价。如果自我设限者最终失败了，由于给自己的失败增加了额外的理由(自我设限行为)，失败后对能力的归因就会打折扣。这是运用了归因的折扣原理(discount principle)，一个给定结果的可能原因越多，我们把结果归为任何一个特殊原因(如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心理学家认为，个体采取自我设限会带来“双赢”的结果。自我设限行为能够为个体的失败提供“完美”的借口，同时在个体成功时能够提高对能力的归因[18]。
3.2 自我设限与自尊
, 百拇医药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不同自尊水平的个体面临特定的情境会表现出行为上的差异。当个体的自尊受到威胁时，通常会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策略，自我设限就是自我保护的策略之一。因此，自尊与自我设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有研究者认为，自我设限倾向与自尊水平呈负相关。以自尊水平(高、低)为自变量对自我设限进行研究时发现，低自尊者比高自尊者具有更高的自我设限倾向[19]。在回归方程中，自尊不是自我设限倾向的显著的预测指标，但是有研究发现整体自尊量表中自我贬低(负向评价的条目)的得分可以正向预测自我设限倾向。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自我设限倾向与自尊的高低没有关系。低自尊的人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而采用自我设限的策略，高自尊的人则出于自我提升的动机也采用自我设限的策略[20]。
Prapavessis和Grove(1998)对高尔夫球手的研究表明，自尊可能是自我设限倾向与潜在的自我设限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换句话说，高自我设限倾向者更多的使用自我设限行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尊较低[21]。Spalding和Hardin(1999)则率先将内隐自尊引入了自我设限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对自我设限的主效应都显著，高内隐或高外显自尊者的自我设限倾向都较低[22]。李晓东等人(2004)的研究却发现，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对自我设限的影响是不同的，内隐自尊低的学生比内隐自尊高的学生更多的使用行动式自我设限和自陈式自我设限，而外显自尊的主效应不显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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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我设限与成就目标定向
目标定向(goal orientation)理论认为，在成就情景中，有两种主要的目标取向或者说是人们主观上界定成功的主要基础：一种是任务定向(task orientation)，一种是自我定向(ego orientation)。在成就活动中，任务取向者的成功感觉是以自己作为参照标准的，其目标是发展个人技巧、获得洞察力和掌握新知识。这种类型的人认为，在成就情景中，成功必须通过努力学习、充分理解所学知识以及与同伴合作才能取得。而自我取向者对自己能力的判断是以社会比较为参照标准的，其目标是显示自己的超常能力。这类人认为成功就是在竞争中(用更少的)努力去打败对手或超越对手。
自我设限作为一种非适应性的行为策略，它与个体不恰当的目标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Ryska等人(1999)以青年足球运动员为被试进行的研究表明，高自我取向的运动员更倾向于使用自我设限策略[24]。Midgley和Urdan(2001)的研究还发现高任务-低自我取向者比低任务-低自我取向者较少的使用自我设限策略；自我定向对任务定向与自我设限策略的关系没有影响[25]。使用回归分析对个体目标定向与其自我设限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自我定向比任务定向能够更好的预测自我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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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我设限与群体凝聚力
Rhodewalt等人(1984)认为，在运动队中群体将调节运动员自我设限者使用自我设限策略的程度[3]。群体对它的成员施加了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随着群体凝聚力(group cohesion)的增强而增强。Carron等人(1994)对运动队中群体凝聚力和自我设限关系的研究表明，具有“找借口”的自我设限倾向的个体知觉到更低的任务凝聚力[26]。这可能是因为当知觉到的群体任务凝聚力很低时，就可以把它作为个体失败的借口。群体凝聚力是自我设限倾向和自我设限行为(训练与准备比赛前知觉到事件的混乱程度)之间相互关系的调节变量。当群体凝聚力高的时候，具有“找借口”的自我设限倾向的个体报告他们准备比赛时有更多的混乱事件。然而，当群体凝聚力低的时候，不存在这一现象。
研究还表明，只有“找借口”的自我设限倾向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而出现，“不努力”的自我设限倾向并没有和知觉到的群体凝聚力相联系，也没有和凝聚力相互作用而影响自我设限策略的使用。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情境中使用“不努力”的自我设限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使成功变得更难，而且会受到教练和队友的质疑。Housenblas和Carron(1996)的一个后续研究表明，具有低自我设限倾向的运动员不管群体凝聚力高还是低，都没有把他们体验到的混乱事件知觉为很严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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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影响自我设限的其它因素
许多研究都发现，情境因素(例如，任务或作业性质)是影响被试使用自我设限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实验者声称作业性质是重要的、具有评价性的(如智力测验、性向测验)测验时，被试特别有可能表现出自我设限的行为倾向，并以减少练习时间或努力时间作为自我设限的策略[11,28]。由于运动情境本身就是具有评价性的，而且运动员自己和社会对其运动表现的评价都对其自尊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运动领域具备产生自我设限行为的条件。但是，运动员的自我设限究竟是普遍存在还是偶尔出现仍然存在争议。
反馈信息是另一种影响自我设限的因素。Berglas和Jones(1978)在其经典的实验研究中，用伴随性正反馈(contingent positive feedback)和非伴随性正反馈(noncontingent positive feedback)两种实验情境操纵被试在先前作业情境中所获得的经验。在实验操纵后分别给予两组被试一个类似于先前经验的测验情境，让其选择在作业前是否服用具有抑制智力表现的药物。实验结果表明，非伴随性正反馈组男性被试比伴随性正反馈组男性被试更倾向于使用药物，因为非伴随性反馈所带来的不确定感使其更容易产生自我设限行为。而两组女性被试在使用药物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服药或酗酒等是男性自我设限的典型行为表现，并不适合于女性被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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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性别也是影响自我设限的重要因素之一[29,30]。大量研究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使用行为的自我设限策略，而女性更可能使用声称的自我设限策略[31,32]。但是Hirt等人(2003)的研究却发现，男性和女性在使用声称的自我设限策略上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当两类设限策略都可采用时，男性和女性都倾向于选择声称的自我设限策略[29]。
4 建议
根据上述理论及相关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作为教练员从事训练指导及未来研究者研究方向的参考：
4.1 对实践应用的建议
教练员可以通过心理测验筛选出低自尊且自我设限倾向高的运动员，在运动心理咨询师的配合下给予适当的辅导；平时训练中塑造以任务定向为主的环境，强调运动能力的提高和进步；对运动员的表现给予客观、及时、明确的反馈信息，尤其是正面反馈；比赛后引导运动员对比赛结果多做内部归因，要求运动员对自己、对比赛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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