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行为模型在HIV性风险行为领域的应用与发展(2)
2.3 性别区分效度
由于男女两性对于性关系有着不同的期望、态度和习惯，计划行为模型对于安全套使用等HIV传播预防行为的预测能力也存在性别差异[22]。因此，计划行为模型的性别适用性研究也备受关注：(1)不同类型性风险预防行为的性别区分效度，与以往男性安全套使用行为的研究结论一致[23]，对女性安全套使用行为的研究[24]同样发现，态度和自我效能与女性的行为意图显著相关，计划行为模型的三变量与男性的行为意图关系不显著。(2)稳定性存在差异性关系的性别区分效度，在固定的性关系中，计划行为模型对于安全套使用行为的预测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临时性关系中，模型的理性决策因素更适合男性，情景因素对于理解女性的安全套使用行为更为关键[25]。(3)不同地区同类人群的性别区分效度，在南非青少年安全套使用行为中，女孩对性交的控制与安全套使用显著正相关，男孩对性交的控制与安全套使用显著负相关[26]。而对韩国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研究说明，态度、行为控制和群体规范是预测男生婚前性行为意图的显著指标，但只有态度和规范与女生的行为意图显著相关[27]。
, 百拇医药
2.4 模型结构效度
尽管在以往不同人口、情景和行为类型的研究中，计划行为模型都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HIV预防行为解释和预测模型。但整体模型的预测力和显著预测变量的构成在不同研究中出现一定的波动性和差异。为此，研究人员除从样本和行为类型不同，解释行为认知方式差异外[28,29]，越来越关注变量操作化和文化规范对计划行为模型适用性的影响。
(1)不同的测量类型与方式。在以往HIV预防行为的研究中，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测量，存在单项目和多项目测量两种类型，存在直接测量和基于信念基础上的间接测量两种方式。White等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之所以在某些研究中对行为意图呈现出较弱的预测力，与采取单一项目而不是多项目测量有关[30]。进一步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当研究基于信念基础进行间接测量时，态度和主观规范都有更强大的预测力，并且这两种测量之间的相关度也不足以证明它们是相同的[31]。
(2)感知行为控制与自我效能的区别。由于感知行为控制与自我效能的概念存在很多相似之处[32]，因此，许多研究使用自我效能替代行为控制。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Bandura[32]，Albarracin等[17]认为感知行为控制更侧重对外部障碍或条件的控制判断，自我效能更关注对内部因素控制程度的感知。例如，在Giles等的研究中，用“下一时间我在性行为时是否使用安全套完全取决于我(判断选项：同意-不同意)”作为“感知行为控制”的测量题项，用“我相信我在下次性行为时，有能力使用安全套(判断选项：同意-不同意)”作为“自我效能”的测量题项[33]。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发现，行为控制仅仅对与新伴侣讨论使用安全套的行为有关，而自我效能却与讨论意图和使用意图有显著相关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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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变异。在多数研究中，主观规范被证实是计划行为模型中预测力相对薄弱的指标[30,31]，但它对于理解受监押妇女的STD风险行为却尤为重要[34]。Albarracin等的元分析发现，凡年轻人、妇女和非欧美人为主体的样本，感知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图、行为的相关性更大[17]；而在更年轻的、更多男性和具有更高教育程度的样本中，主观规范与行为意图的相关性更强。以上说明，社会不同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权力，及其在社会中融合程度的差异，导致不同群体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决策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缺乏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弱势群体，其行为决策更依赖于行为控制的程度，而社会融合程度越高的群体，其行为决策更多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
2.5 干预的角度与效果
计划行为模型是一类较为成熟的理论干预框架，能够针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和特点，提出更具敏感性的干预策略[6]，并清晰地考虑了疾病控制的个人动机、社会网络影响和环境压力[35]，提供了从信念、主观规范、及至感知行为控制调整，改变意图和行为的干预脉络。其指导改变行为的特点在HIV/AIDS项目干预中经常得到应用[36]：如ACDP项目设计角色榜样故事，利用社区成员已有的改变安全套使用信念或行为的资料，影响风险性行为预防的产出期望、感知规范或自我效能[37]；Meyer- Weitz的研究发现，计划行为理论有助于激励性伙伴和有偿性服务顾客在安全套使用谈判中的行为控制感和自我效能[38]；对南非矿区有偿性服务工作者高危性行为的干预项目，通过寻求部分有偿性服务工作者的承诺与合作，训练她们向自己的同事传播信息和提供支持，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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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该理论是一种行为目标模型，而非目标实现模型，它虽然频繁地被运用于健康风险行为的决定因素(信念、规范、意图)识别，但对如何改变这些因素却没有什么指导作用[37]，也不能说明如何才能维持风险行为不复发[7]。Hardeman等也认为：虽然计划行为理论能够成功地预测和解释健康行为，但是干预活动与之无直接的相关性[40]。此外，Fisher等[41]、Oakley等[42]对无保护性行为干预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已有研究较少进行随机控制试验(Randomised Control Trials, RCTs)，影响了干预评价的可信性。
3 计划行为模型的扩展与完善
尽管计划行为模型有助于识别行为决策的认知因素，并在包括HIV预防行为的许多领域得到应用和支持，但是由于(1)仍有很大比例的行为意图未能被模型中的前因变量所解释，前因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争议[42]；(2)模型未能揭示态度等认知因素的源起，以及它们同动机行为相关联的原因[13]；(3)模型忽视了行为选择的非理性过程及意图转化为行为的途径[43,44]。因此，近年来计划行为模型的因果假设关系受到质疑，促使研究者在核心变量操作化、新变量引入及结构关系调整等方面，为发展和完善原有模型不懈努力。以下综述分析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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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前因变量的操作化
(1)态度。近来研究者的兴趣在于讨论：态度究竟应作为单维概念进行操作化，还是应作为包括情感和工具的二维因子进行操作化[45]。一方面，将态度作为单维建构存在，并坚持模型最初的基于信念基础上的间接测量方法，但在行为信念项目和产出评价项目中，研究者尝试用求和法取代求积法，且证明后者并不能显著增加态度的解释力[46]。另一方面，在更多健康行为领域，态度在概念操作上被区分为情感态度和工具态度两个因子，并经证实二者存在显著的区分效度[30,47,48]；不过研究者对这两个因子的看法还有分歧，如Lowe等认为在某些预测行为选择中，更多地强调积极和消极的感情，而不是感知的成本和收益更为恰当[49]。
(2)主观规范。许多研究者认为，主观规范在计划行为模型之所以对行为意图的预测价值较低，与主观规范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狭窄有关——计划行为模型对规范的概念化未能涵盖一些重要的社会影响，仅仅测量了社会压力对行为决策的影响[50]。为此，在一些研究中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区分为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并认定和证实这两个构成因素存在显著区分效度，对行为意图存在独立的影响[42]。还有一些研究将规范区分为个体规范、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三个维度，指令性规范与主观规范对应，个人规范被操作化为个人身份认同或道德规范[5] 描述性规范为有代表性的多数人行为。, 百拇医药(刘慧君 蔡艳芝)
由于男女两性对于性关系有着不同的期望、态度和习惯，计划行为模型对于安全套使用等HIV传播预防行为的预测能力也存在性别差异[22]。因此，计划行为模型的性别适用性研究也备受关注：(1)不同类型性风险预防行为的性别区分效度，与以往男性安全套使用行为的研究结论一致[23]，对女性安全套使用行为的研究[24]同样发现，态度和自我效能与女性的行为意图显著相关，计划行为模型的三变量与男性的行为意图关系不显著。(2)稳定性存在差异性关系的性别区分效度，在固定的性关系中，计划行为模型对于安全套使用行为的预测不存在性别差异，但在临时性关系中，模型的理性决策因素更适合男性，情景因素对于理解女性的安全套使用行为更为关键[25]。(3)不同地区同类人群的性别区分效度，在南非青少年安全套使用行为中，女孩对性交的控制与安全套使用显著正相关，男孩对性交的控制与安全套使用显著负相关[26]。而对韩国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研究说明，态度、行为控制和群体规范是预测男生婚前性行为意图的显著指标，但只有态度和规范与女生的行为意图显著相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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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型结构效度
尽管在以往不同人口、情景和行为类型的研究中，计划行为模型都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HIV预防行为解释和预测模型。但整体模型的预测力和显著预测变量的构成在不同研究中出现一定的波动性和差异。为此，研究人员除从样本和行为类型不同，解释行为认知方式差异外[28,29]，越来越关注变量操作化和文化规范对计划行为模型适用性的影响。
(1)不同的测量类型与方式。在以往HIV预防行为的研究中，态度和主观规范的测量，存在单项目和多项目测量两种类型，存在直接测量和基于信念基础上的间接测量两种方式。White等认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之所以在某些研究中对行为意图呈现出较弱的预测力，与采取单一项目而不是多项目测量有关[30]。进一步的元分析结果表明，当研究基于信念基础进行间接测量时，态度和主观规范都有更强大的预测力，并且这两种测量之间的相关度也不足以证明它们是相同的[31]。
(2)感知行为控制与自我效能的区别。由于感知行为控制与自我效能的概念存在很多相似之处[32]，因此，许多研究使用自我效能替代行为控制。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并不是一回事。Bandura[32]，Albarracin等[17]认为感知行为控制更侧重对外部障碍或条件的控制判断，自我效能更关注对内部因素控制程度的感知。例如，在Giles等的研究中，用“下一时间我在性行为时是否使用安全套完全取决于我(判断选项：同意-不同意)”作为“感知行为控制”的测量题项，用“我相信我在下次性行为时，有能力使用安全套(判断选项：同意-不同意)”作为“自我效能”的测量题项[33]。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也发现，行为控制仅仅对与新伴侣讨论使用安全套的行为有关，而自我效能却与讨论意图和使用意图有显著相关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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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素之间相关性的变异。在多数研究中，主观规范被证实是计划行为模型中预测力相对薄弱的指标[30,31]，但它对于理解受监押妇女的STD风险行为却尤为重要[34]。Albarracin等的元分析发现，凡年轻人、妇女和非欧美人为主体的样本，感知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图、行为的相关性更大[17]；而在更年轻的、更多男性和具有更高教育程度的样本中，主观规范与行为意图的相关性更强。以上说明，社会不同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权力，及其在社会中融合程度的差异，导致不同群体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决策模式存在很大的差异——缺乏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弱势群体，其行为决策更依赖于行为控制的程度，而社会融合程度越高的群体，其行为决策更多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
2.5 干预的角度与效果
计划行为模型是一类较为成熟的理论干预框架，能够针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和特点，提出更具敏感性的干预策略[6]，并清晰地考虑了疾病控制的个人动机、社会网络影响和环境压力[35]，提供了从信念、主观规范、及至感知行为控制调整，改变意图和行为的干预脉络。其指导改变行为的特点在HIV/AIDS项目干预中经常得到应用[36]：如ACDP项目设计角色榜样故事，利用社区成员已有的改变安全套使用信念或行为的资料，影响风险性行为预防的产出期望、感知规范或自我效能[37]；Meyer- Weitz的研究发现，计划行为理论有助于激励性伙伴和有偿性服务顾客在安全套使用谈判中的行为控制感和自我效能[38]；对南非矿区有偿性服务工作者高危性行为的干预项目，通过寻求部分有偿性服务工作者的承诺与合作，训练她们向自己的同事传播信息和提供支持，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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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该理论是一种行为目标模型，而非目标实现模型，它虽然频繁地被运用于健康风险行为的决定因素(信念、规范、意图)识别，但对如何改变这些因素却没有什么指导作用[37]，也不能说明如何才能维持风险行为不复发[7]。Hardeman等也认为：虽然计划行为理论能够成功地预测和解释健康行为，但是干预活动与之无直接的相关性[40]。此外，Fisher等[41]、Oakley等[42]对无保护性行为干预的回顾性研究，发现已有研究较少进行随机控制试验(Randomised Control Trials, RCTs)，影响了干预评价的可信性。
3 计划行为模型的扩展与完善
尽管计划行为模型有助于识别行为决策的认知因素，并在包括HIV预防行为的许多领域得到应用和支持，但是由于(1)仍有很大比例的行为意图未能被模型中的前因变量所解释，前因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存在争议[42]；(2)模型未能揭示态度等认知因素的源起，以及它们同动机行为相关联的原因[13]；(3)模型忽视了行为选择的非理性过程及意图转化为行为的途径[43,44]。因此，近年来计划行为模型的因果假设关系受到质疑，促使研究者在核心变量操作化、新变量引入及结构关系调整等方面，为发展和完善原有模型不懈努力。以下综述分析这方面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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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前因变量的操作化
(1)态度。近来研究者的兴趣在于讨论：态度究竟应作为单维概念进行操作化，还是应作为包括情感和工具的二维因子进行操作化[45]。一方面，将态度作为单维建构存在，并坚持模型最初的基于信念基础上的间接测量方法，但在行为信念项目和产出评价项目中，研究者尝试用求和法取代求积法，且证明后者并不能显著增加态度的解释力[46]。另一方面，在更多健康行为领域，态度在概念操作上被区分为情感态度和工具态度两个因子，并经证实二者存在显著的区分效度[30,47,48]；不过研究者对这两个因子的看法还有分歧，如Lowe等认为在某些预测行为选择中，更多地强调积极和消极的感情，而不是感知的成本和收益更为恰当[49]。
(2)主观规范。许多研究者认为，主观规范在计划行为模型之所以对行为意图的预测价值较低，与主观规范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狭窄有关——计划行为模型对规范的概念化未能涵盖一些重要的社会影响，仅仅测量了社会压力对行为决策的影响[50]。为此，在一些研究中社会规范被进一步区分为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并认定和证实这两个构成因素存在显著区分效度，对行为意图存在独立的影响[42]。还有一些研究将规范区分为个体规范、指令性规范和描述性规范三个维度，指令性规范与主观规范对应，个人规范被操作化为个人身份认同或道德规范[5] 描述性规范为有代表性的多数人行为。, 百拇医药(刘慧君 蔡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