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则可能因为过度专注于个人目标与要求而导致极低的社会支持度。这种不良人际关系(特别是人际不和谐以及较低的社会支持度)既可能直接导致抑郁，也可以产生更多具体和外化的压力事件(比如激烈的人际冲突等)，后者又与人格易感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抑郁。

    另一方面，模型也指出了个体的不良人际关系以及抑郁状态对人格易感性因素的反作用。即在人格易感性因素导致不良人际关系的同时。不良人际关系又反过来对人格易感因素产生了固化作用，由此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同理，处于抑郁状态下的个体，其人际关系更容易出现问题，随之也更容易固化和加重其人格易感因素。这也回应了之前一些研究所得出的人格易感因素会随着患病程度的不同而有所波动的结果。由此可见，在新的模型中，Zuroff承认抑郁水平对人格易感性测量结果的影响，但仍然强调人格易感性自身的稳定结构。Zuroff，Blatt，Sanislow,Bondi和Pilkonis(1999)还提出了的状态一特质易感模式的说法，认为抑郁易感个体确实存在相对稳定的认知一情感易感结构(特质)，只是其具体表现水平(状态)取决于抑郁水平。

    总之，新理论的建构，弥补了之前简单的素质，压力模型的很多缺陷，给抑郁的人格易感性研究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但该模型事实上是在其他研究者不断的挑战和质疑面前做的修缮，其客观性也仍需进一步研究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