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认同发展的理论模型述评(2)
——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同性恋，积极寻找相关信息；(3)认同容忍(identitytolerance)——认为自己应该是同性恋，积极寻求与同性恋群体接触；(4)认同接受(identity acceptance)——接受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开始对一部分人暴露自己的同性恋身份：(5)认同骄傲(identity pride)——批判异性恋，以自己的性倾向为傲，活跃在同性恋群体中；(6)认同整合(identity synthesis)——对异性恋不再有敌对态度，心理与行为，性倾向与自我完全统一(Cass，1984)。在Cass的模型中，认同是发现自己性倾向本质的过程，认同形成后将终生不变。她用线性模式来解释这个过程，一旦进入第一阶段，就必须完成随后的所有阶段，凡是没有达到积极认同的人，都被视为认同早闭(identity foreclosure)(刘安真，程小苹，刘淑慧，2002)。
2.2Troiden模型
Troiden基于符号互动理论，综合了前人的研究，用和年龄相关的4阶段模型来描述同性恋的认同发展，他称这个模型为理想代表(ideal-typical)模型。青少年在觉察(sensitization)阶段，意识到自己和他人不同，开始产生“边缘”人的感觉，但仍然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这个阶段一般发生在青春期前；进入青春期后，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同性恋，为认同困惑(identity confusion)阶段；在青春期后期，个人进入认同假定(identity assumption)阶段，开始对外暴露自己，寻求与同性间的交往和互动来进一步了解自己；当个人完全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就达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承诺(commitment)，把同性恋身份当作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BeaW，1999：Troiden，1993；William＆Timoth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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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iden用已经达到最后阶段的被试样本来发展自己的模型，并且把这些人的经历当作认同形成的标准，这暗示他认为所有人都有类似的认同发展过程，可以用一个既定的模型来加以描述，表明了他本质论的立场。和Cass的模型不同，Troiden的模型不是一个线型过程，而是往复运动，螺旋上升的形式，这相对增加了模型的适用性。但Troiden认为只有处于同性恋爱关系中的个人才能达到积极认同，他把这种关系当作区分“真”、“假”同性恋的标志，这无疑给认同发展过程戴上了枷锁。
阶段模型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Floyd和Stein(2002)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支持阶段模型的发展顺序。同时，阶段模型也遭受众多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这些模型都假设性倾向有内在的核心特质，因而模型往往是线形、单通道的。但这种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跳过了中间一些阶段，有的人可以同时经历几个阶段。模型也只有一个结果：建立固定，完整的同性恋认同，忽略了在生命历程中认同变化的可能性，也没有考虑那些未能达到积极认同的个体。
, 百拇医药
(2)过于强调性行为在认同过程中的作用，没有考虑那些未经历同性行为就达到认同的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有同性吸引却回避同性接触，为什么有的人有同性性行为但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3)这些模型是建立在白种人的男同性恋样本上的，但把适用范围扩展到了其他人群(如亚洲人、非洲人、女同性恋等)。有研究证明不同时代、种族、性别之间的同性恋认同发展具有差异性(Maguen，et al.，2002)。
(4)模型没有包含双性恋的认同发展过程。
(5)阶段模型通常采用回溯法来收集被试早年的经历，回溯偏向不可避免地存在。被试倾向于加工自我报告，把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情况混淆起来，最小化生活中的变化和波动，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增加数据的连续性，呈现出线形规律(Frable，1997)。
本质论模型的不足让社会建构论者尝试从另一角度探索同性恋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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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建构论取向的影响因素模型
社会建构论者无意去寻找一个通用模型来解释同性恋认同发展过程，而是把认同阶段概括为多维度的结构，包括了个人的内在变量(如自尊，幸福感，认同困惑，内化的同性恋恐惧，自杀观念和行为等)，人际间的变量(如对外暴露身份，社会支持，参与同性恋群体活动，性行为等)，以及一些特殊事件(如遭受他人的暴力，第一次达到自我认同的时间等)(Mohr&Fassinger，2000)，希望通过研究这些变量在认同形成中的作用。找到性认同发展的结构模式。
Ftable提出了一个包含文化污名(culturalstigma)、个人开放性(personal visibility)、同性恋社交网络(community networks)、积极同性恋认同(positivegayidentity)、积极自我感知(PositiveSelf-Perceptions)几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模型(Frable，Wortman&Joseph，1997)。如模型所示，文化污名包括来自家庭的污名、来自异性恋世界的污名(也叫一般性污名)和知觉到同伴所经历的污名，三个成分都对自我感知有直接的负作用，而来自家庭的污名还通过同性恋认同的间接作用影响自我感知。根据符号互动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人会把知觉到的他人对自己的反应整合到自我概念中，那么个人知觉到越多的社会偏见就越不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感知。来自家庭的污名对同性恋认同有直接的负作用，其他两种污名成分作用不显著，这说明负面的家庭态度最不利于形成积极的同性恋认同。模型也表示社交网络广泛，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个体能得到更多的同性恋群体支持，更容易获得认同感，从而间接增加积极自我感知。但是，个人开放性对自我感知却有直接的负面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对外表现太多同性恋特质的个人会被认为与众不同，受到排斥，他人的这种消极反应会减低个人自尊、幸福感，提高心理压力(Rosario，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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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Ftable模型类似，Rosario等提出了一个模型来探索暴露过程、心理机能、性行为之间的关系(Rosario，et al.，2001)；Elizur和Ziv(2001)发现了家庭支持、家庭接受、家庭了解对认同、心理调适的影响。
这些模型以维度观来研究影响同性恋认同发展的相关因素，避免了本质论模型的固有缺陷，但这是以牺牲其他重要心理过程信息为代价的，我们无法从这些模型中得知同性恋认同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此外，模型表现出的关系并不能说明其具有真实性。如Ftable的模型表示文化污名影响了自我感知，但也可解释为自我感知影响了对文化污名的测量，数据虽然支持第一种解释，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
4.当代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整合模型, 百拇医药(刘 俊 张进辅)
2.2Troiden模型
Troiden基于符号互动理论，综合了前人的研究，用和年龄相关的4阶段模型来描述同性恋的认同发展，他称这个模型为理想代表(ideal-typical)模型。青少年在觉察(sensitization)阶段，意识到自己和他人不同，开始产生“边缘”人的感觉，但仍然认为自己是异性恋，这个阶段一般发生在青春期前；进入青春期后，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同性恋，为认同困惑(identity confusion)阶段；在青春期后期，个人进入认同假定(identity assumption)阶段，开始对外暴露自己，寻求与同性间的交往和互动来进一步了解自己；当个人完全接受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就达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承诺(commitment)，把同性恋身份当作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BeaW，1999：Troiden，1993；William＆Timothy，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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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iden用已经达到最后阶段的被试样本来发展自己的模型，并且把这些人的经历当作认同形成的标准，这暗示他认为所有人都有类似的认同发展过程，可以用一个既定的模型来加以描述，表明了他本质论的立场。和Cass的模型不同，Troiden的模型不是一个线型过程，而是往复运动，螺旋上升的形式，这相对增加了模型的适用性。但Troiden认为只有处于同性恋爱关系中的个人才能达到积极认同，他把这种关系当作区分“真”、“假”同性恋的标志，这无疑给认同发展过程戴上了枷锁。
阶段模型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Floyd和Stein(2002)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支持阶段模型的发展顺序。同时，阶段模型也遭受众多批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这些模型都假设性倾向有内在的核心特质，因而模型往往是线形、单通道的。但这种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跳过了中间一些阶段，有的人可以同时经历几个阶段。模型也只有一个结果：建立固定，完整的同性恋认同，忽略了在生命历程中认同变化的可能性，也没有考虑那些未能达到积极认同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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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于强调性行为在认同过程中的作用，没有考虑那些未经历同性行为就达到认同的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人有同性吸引却回避同性接触，为什么有的人有同性性行为但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3)这些模型是建立在白种人的男同性恋样本上的，但把适用范围扩展到了其他人群(如亚洲人、非洲人、女同性恋等)。有研究证明不同时代、种族、性别之间的同性恋认同发展具有差异性(Maguen，et al.，2002)。
(4)模型没有包含双性恋的认同发展过程。
(5)阶段模型通常采用回溯法来收集被试早年的经历，回溯偏向不可避免地存在。被试倾向于加工自我报告，把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情况混淆起来，最小化生活中的变化和波动，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增加数据的连续性，呈现出线形规律(Frable，1997)。
本质论模型的不足让社会建构论者尝试从另一角度探索同性恋认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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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建构论取向的影响因素模型
社会建构论者无意去寻找一个通用模型来解释同性恋认同发展过程，而是把认同阶段概括为多维度的结构，包括了个人的内在变量(如自尊，幸福感，认同困惑，内化的同性恋恐惧，自杀观念和行为等)，人际间的变量(如对外暴露身份，社会支持，参与同性恋群体活动，性行为等)，以及一些特殊事件(如遭受他人的暴力，第一次达到自我认同的时间等)(Mohr&Fassinger，2000)，希望通过研究这些变量在认同形成中的作用。找到性认同发展的结构模式。
Ftable提出了一个包含文化污名(culturalstigma)、个人开放性(personal visibility)、同性恋社交网络(community networks)、积极同性恋认同(positivegayidentity)、积极自我感知(PositiveSelf-Perceptions)几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模型(Frable，Wortman&Joseph，1997)。如模型所示，文化污名包括来自家庭的污名、来自异性恋世界的污名(也叫一般性污名)和知觉到同伴所经历的污名，三个成分都对自我感知有直接的负作用，而来自家庭的污名还通过同性恋认同的间接作用影响自我感知。根据符号互动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个人会把知觉到的他人对自己的反应整合到自我概念中，那么个人知觉到越多的社会偏见就越不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感知。来自家庭的污名对同性恋认同有直接的负作用，其他两种污名成分作用不显著，这说明负面的家庭态度最不利于形成积极的同性恋认同。模型也表示社交网络广泛，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个体能得到更多的同性恋群体支持，更容易获得认同感，从而间接增加积极自我感知。但是，个人开放性对自我感知却有直接的负面效应，这可能是因为对外表现太多同性恋特质的个人会被认为与众不同，受到排斥，他人的这种消极反应会减低个人自尊、幸福感，提高心理压力(Rosario，et a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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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Ftable模型类似，Rosario等提出了一个模型来探索暴露过程、心理机能、性行为之间的关系(Rosario，et al.，2001)；Elizur和Ziv(2001)发现了家庭支持、家庭接受、家庭了解对认同、心理调适的影响。
这些模型以维度观来研究影响同性恋认同发展的相关因素，避免了本质论模型的固有缺陷，但这是以牺牲其他重要心理过程信息为代价的，我们无法从这些模型中得知同性恋认同是如何发生，发展的。此外，模型表现出的关系并不能说明其具有真实性。如Ftable的模型表示文化污名影响了自我感知，但也可解释为自我感知影响了对文化污名的测量，数据虽然支持第一种解释，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
4.当代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整合模型, 百拇医药(刘 俊 张进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