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员较低的满意度、承诺度和留职意愿，较高的冲突，较弱的工作凝聚力以及较差的群体绩效(Jehn，Northcraft，&Neale，1999；Van Vianen&DeDreu，2001)。

    Bochner和Hesketb(1994)在一项针对澳大利亚企业展开的调研中发现，非澳籍员工如果在“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上与本国员工存在差异的话，那么他们在工作场所将会感知到更多的歧视，但同时他们也更加重视文化差异。

    以上这些研究表明个性、态度、价值观和文化的多样性都会对群体过程和群体效能产生影响。这些变量通常难以观测，属于深层次的心理维度，尽管如此，对这些潜在因素进行考察仍然显得十分有必要，有时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人口统计特征只是心理维度的一种探测指标，其效应不如心理维度那般“纯净”(Hambrick&Mason，1984)，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已经开始对心理维度直接进行测量，例如Miller,Burke和Glick(1998)就直接对高管团队认知多样性与战略决策的关系进行研究。

    多样性内涵纵向拓展的第二个方面体现在对情感多样性的关注上(van Knippenberg&Schippers，2007)，对情感一致程度低的群体而言。平均正向情感特质水平越高，成员间的合作越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