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情绪对视觉注意的调节及其机制(2)
益与代价之和。差值越大表示相对于有效提示试次，被试对无效提示试次反应越慢(Compton，2000；Johnson et al.，2010)。
在该任务中以有效性效应值的大小作为注意灵活与否的指标，它反映了朝向注意受提示刺激调节的程度，其值较大则表明对个体对提示信号存在较大的同着：较小则表明个体有较大的注意灵活性。因此，如果积极情绪下个体有较大的注意灵活性，那么相对于消极和中性情绪，其有效性效应的值在三者之间应最小。
2、积极情绪对注意的调节
2.1 扩展注意范围
2.1.1 对空间注意范围的扩展
采用Navon字母任务和整体，局部视觉匹配任务的实验研究都发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往往对空间注意产生相反的调节作用，即个体在积极情绪下更倾向于注意目标的整体结构，而消极情绪下更倾向于注意目标的局部细节。最近，Johnson等(2010)在实验1中给被试呈现12张由小T字母组成的大T字母轮廓图形，要求被试按键并报告在图形的整体或局部水平上是否出现正置或倒置的T字母。结果发现，当以“杜兴微笑”(Duchenne smiles，即真笑)出现的频率作为积极情绪的指标时，“杜兴微笑”频率更高的被试表现出了更大的整体注意偏向。Fredrickson和Branigan(2005)让被试观看旨在诱发满足或消遣(amusement)情绪的电影片段后完成整体/局部视觉匹配任务，结果发现被试在消极情绪下基于整体结构选择的数量要显著的多于中性情绪下的：而在满足这种积极情绪条件下，尽管整体判断的数量与中性情绪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绝对数量上高于中性条件，表现出了注意整体结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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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ske和Eastwood(2003)采用面部表情构成的情绪Flanker任务来探究积极情绪对注意范围的调节，他们不仅发现了经典的Flanker效应，即相同的面部表情(一致)下的反应时要快于不同的面部表情下(不一致)的反应时，而且还发现当目标刺激为积极面部表情时，冲突效应要显著大于当目标刺激为消极面部表情的时候。与此结果类似，Rowe等(2007)发现相对于中性和消极情绪，音乐诱发的积极情绪引起了更大的Flanker冲突效应，即使在一定空间距离内随着靶刺激与周围分心刺激距离的增加，这种冲突效应仍显著的大于中性与消极情绪下的。这些结果说明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范围，使得更多的分心刺激得到了加工，从而增大了反应冲突，导致反应时的延长。Biss，Hasher和Thomas(2010)进一步测量被试对Flanker任务中分心刺激的隐性记忆时发现，在积极情绪下被试更多的采用先前的分心刺激来完成词干补笔任务，这间接地说明了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范围，或许也说明积极情绪对记忆的调节部分原因是因为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范围。
面孔识别和眼动方面的研究也为积极情绪扩展空间注意范围提供了实验证据。Johnson和Fredrickson(2005)发现，尽管先前在面孔识别研究中发现个体对异族面孔较本族面孔识别困难，但个体在观看幽默视频片段后对异族人面孔的识别成绩却得到了显著地提升。一般发现，对面孔的识别主要依赖于整体加工，但个体在识别异族面孔时却反而倾向于加工面孔的细节特征，从而导致对异族面孔识别困难(Johnson et al.，2010；Tanaka，Kiefer，＆Bukach，2004)。Johnson和Fredrickson认为，在本实验中，个体对异族面孔的识别能力的提升，是因为幽默短片诱发的积极情绪扩展了他们的空间注意范围，使其更倾向于采用整体加工策略。另外，Wadlingerand和Isacowitz(2006)利用眼动技术追踪被试的眼动后发现，被试在积极情绪下比控制条件下更多的注意到周围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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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实验证据一致表明，积极情绪扩展了个体的空间注意范围，但是还需谨慎。一方面，有研究者发现只有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才会扩展空间注意范围，而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不是扩展而是缩小空间注意范围(Gable＆Harmon-Jones，2008)；另一方面，当采用中性情绪作为基线对比不同情绪对空间注意的调节时，有研究者发现被试自我报告的情绪评估值在中性与积极情绪之间很难达到显著性水平，导致不能观察到积极情绪对空间注意范围的扩展效应，尽管表现出了这种趋势(Gasper＆Clore，2002)。对于前者，Gable和Harmon-Jones(2008)认为这或许是人们在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更专注于目标、更能抑制外界无关信息的干扰，而在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则不然；对于后者，Gasper和clore(2002)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们通常也处于一种轻度的(mild)积极情绪中，所以很难诱发出强度更高的积极情绪，导致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相比就不能凸显出情绪效价的差异，也就是所谓的“积极起点”(positivity offset)效应(Fredrickson＆Cohn，2008)。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积极情绪对空间注意的扩展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处在较强的和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才能观察到积极情绪对个体的空间注意范围的扩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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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时间注意范围的扩展
先前研究发现，在注意瞬脱任务中快速呈现的分心刺激削弱(impair)了被试对T2的识别，导致其正确率显著下降，这通常认为是由于对Tl的识别占据了有限的注意资源。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积极情绪是否对时间注意有调节作用。他们发现，相对于中性和消极情绪条件，无论是在通过音乐、想象(Olivers＆Nieuwenhuis，2005)或观看图片(0livers＆Nieuwenhuis，2006)等方法诱发的积极情绪下，还是处在自身具有的积极特质情绪(dispositional affect)中(MacLean et al.，2010)，被试在完成AB任务时对T2识别的正确率显著上升。这些结果显示：在积极情绪下注意瞬脱量明显减少，从而证明了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
但在运用或推广这一结论时应当谨慎，因为上述实验仅仅考虑了情绪的效价对注意瞬脱效应的影响。当有研究者将情绪的唤醒度和效价同时作为实验的自变量时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他们发现被试对T2的报告正确率在较低唤醒度的消极情绪(悲伤)下最高，在较高唤醒度的消极情绪(焦虑)下最低，而较低唤醒度的(平和，calm)和唤醒度较高的积极情绪(愉快)下居中(Jefferies，Smilek，Eich，＆Elms，2008)。尽管如此，Jefferies等人也没有否认积极情绪对时间注意的扩展，因为以往研究通常是以中性情绪下对T2的报告正确率作为基线进行对比(如，Olivers＆Nieuwenhuis，, http://www.100md.com(蒋军 陈雪飞 陈安涛)
在该任务中以有效性效应值的大小作为注意灵活与否的指标，它反映了朝向注意受提示刺激调节的程度，其值较大则表明对个体对提示信号存在较大的同着：较小则表明个体有较大的注意灵活性。因此，如果积极情绪下个体有较大的注意灵活性，那么相对于消极和中性情绪，其有效性效应的值在三者之间应最小。
2、积极情绪对注意的调节
2.1 扩展注意范围
2.1.1 对空间注意范围的扩展
采用Navon字母任务和整体，局部视觉匹配任务的实验研究都发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往往对空间注意产生相反的调节作用，即个体在积极情绪下更倾向于注意目标的整体结构，而消极情绪下更倾向于注意目标的局部细节。最近，Johnson等(2010)在实验1中给被试呈现12张由小T字母组成的大T字母轮廓图形，要求被试按键并报告在图形的整体或局部水平上是否出现正置或倒置的T字母。结果发现，当以“杜兴微笑”(Duchenne smiles，即真笑)出现的频率作为积极情绪的指标时，“杜兴微笑”频率更高的被试表现出了更大的整体注意偏向。Fredrickson和Branigan(2005)让被试观看旨在诱发满足或消遣(amusement)情绪的电影片段后完成整体/局部视觉匹配任务，结果发现被试在消极情绪下基于整体结构选择的数量要显著的多于中性情绪下的：而在满足这种积极情绪条件下，尽管整体判断的数量与中性情绪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绝对数量上高于中性条件，表现出了注意整体结构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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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ske和Eastwood(2003)采用面部表情构成的情绪Flanker任务来探究积极情绪对注意范围的调节，他们不仅发现了经典的Flanker效应，即相同的面部表情(一致)下的反应时要快于不同的面部表情下(不一致)的反应时，而且还发现当目标刺激为积极面部表情时，冲突效应要显著大于当目标刺激为消极面部表情的时候。与此结果类似，Rowe等(2007)发现相对于中性和消极情绪，音乐诱发的积极情绪引起了更大的Flanker冲突效应，即使在一定空间距离内随着靶刺激与周围分心刺激距离的增加，这种冲突效应仍显著的大于中性与消极情绪下的。这些结果说明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范围，使得更多的分心刺激得到了加工，从而增大了反应冲突，导致反应时的延长。Biss，Hasher和Thomas(2010)进一步测量被试对Flanker任务中分心刺激的隐性记忆时发现，在积极情绪下被试更多的采用先前的分心刺激来完成词干补笔任务，这间接地说明了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范围，或许也说明积极情绪对记忆的调节部分原因是因为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范围。
面孔识别和眼动方面的研究也为积极情绪扩展空间注意范围提供了实验证据。Johnson和Fredrickson(2005)发现，尽管先前在面孔识别研究中发现个体对异族面孔较本族面孔识别困难，但个体在观看幽默视频片段后对异族人面孔的识别成绩却得到了显著地提升。一般发现，对面孔的识别主要依赖于整体加工，但个体在识别异族面孔时却反而倾向于加工面孔的细节特征，从而导致对异族面孔识别困难(Johnson et al.，2010；Tanaka，Kiefer，＆Bukach，2004)。Johnson和Fredrickson认为，在本实验中，个体对异族面孔的识别能力的提升，是因为幽默短片诱发的积极情绪扩展了他们的空间注意范围，使其更倾向于采用整体加工策略。另外，Wadlingerand和Isacowitz(2006)利用眼动技术追踪被试的眼动后发现，被试在积极情绪下比控制条件下更多的注意到周围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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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上述实验证据一致表明，积极情绪扩展了个体的空间注意范围，但是还需谨慎。一方面，有研究者发现只有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才会扩展空间注意范围，而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不是扩展而是缩小空间注意范围(Gable＆Harmon-Jones，2008)；另一方面，当采用中性情绪作为基线对比不同情绪对空间注意的调节时，有研究者发现被试自我报告的情绪评估值在中性与积极情绪之间很难达到显著性水平，导致不能观察到积极情绪对空间注意范围的扩展效应，尽管表现出了这种趋势(Gasper＆Clore，2002)。对于前者，Gable和Harmon-Jones(2008)认为这或许是人们在高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更专注于目标、更能抑制外界无关信息的干扰，而在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则不然；对于后者，Gasper和clore(2002)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们通常也处于一种轻度的(mild)积极情绪中，所以很难诱发出强度更高的积极情绪，导致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相比就不能凸显出情绪效价的差异，也就是所谓的“积极起点”(positivity offset)效应(Fredrickson＆Cohn，2008)。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积极情绪对空间注意的扩展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处在较强的和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下才能观察到积极情绪对个体的空间注意范围的扩展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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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对时间注意范围的扩展
先前研究发现，在注意瞬脱任务中快速呈现的分心刺激削弱(impair)了被试对T2的识别，导致其正确率显著下降，这通常认为是由于对Tl的识别占据了有限的注意资源。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探讨积极情绪是否对时间注意有调节作用。他们发现，相对于中性和消极情绪条件，无论是在通过音乐、想象(Olivers＆Nieuwenhuis，2005)或观看图片(0livers＆Nieuwenhuis，2006)等方法诱发的积极情绪下，还是处在自身具有的积极特质情绪(dispositional affect)中(MacLean et al.，2010)，被试在完成AB任务时对T2识别的正确率显著上升。这些结果显示：在积极情绪下注意瞬脱量明显减少，从而证明了积极情绪扩展了注意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
但在运用或推广这一结论时应当谨慎，因为上述实验仅仅考虑了情绪的效价对注意瞬脱效应的影响。当有研究者将情绪的唤醒度和效价同时作为实验的自变量时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果，他们发现被试对T2的报告正确率在较低唤醒度的消极情绪(悲伤)下最高，在较高唤醒度的消极情绪(焦虑)下最低，而较低唤醒度的(平和，calm)和唤醒度较高的积极情绪(愉快)下居中(Jefferies，Smilek，Eich，＆Elms，2008)。尽管如此，Jefferies等人也没有否认积极情绪对时间注意的扩展，因为以往研究通常是以中性情绪下对T2的报告正确率作为基线进行对比(如，Olivers＆Nieuwenhuis，, http://www.100md.com(蒋军 陈雪飞 陈安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