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武 于 宙 韩 笑 刘婷安胥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1 引言

    一般心理能力(General Mental Ability, GMA),又称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 CA), 其概念虽然早在百年前Spearman (1904)就已提出, 但在心理学、教育学、组织行为学、医学等领域对其概念界定却众说纷纭, 不断重构。著名心理学家Jensen (1998)曾感慨“测量GMA要比界定其概念要容易的多”。早期, 以Spearman (1904)为代表的经典心理测量学派认为, 所谓的GMA, 就在多种认知测验中(刺激)表现优异(反应), 通过因素分析提取的起共同作用的公共因素, 即G因素。一项基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跨国数据的因素分析表明, 不同国家学生个体的认知能力同样存在G因素 (Rindermann, 2007)。但是, 单凭Spearman的定义来理解G因素, 往往会受到质疑, 即个体在某些测验上没有获得高分, 是不是说明他的一般心理能力就低？当然也可能是测验设计的题目并不全面。显然, 回应质疑的最好方式就是打开GMA的“黑箱”, 揭示其认知机制(Kaufman,Kaufman, & Plucker, 2013)。

    近期的一系列研究正是朝此方向努力。顶-额联合理论(Parieto-frontal integration theory, P-FIT)和神经效率理论(Neural Efficiency)认为在智能活动中G因素的确存在(Brancucci, 2012), 不同脑区间信息的传递效率与GMA呈正相关(Deary,Penke, & Johnson, 2010), 大脑容积与GMA的相关高达0.63 (Rushton & Ankney, 2009)。但G因素并非是单一认知机制而是由多种认知机制, 如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处理速度(processing speed)和外显联想学习(explicit associative learning)交互作用并贯穿于个人发展整个过程(Kaufman et al., 2013)。

    G因素是人类各项活动的中心(Spearman,1904)。G因素与大量生活事件显著相关, 并可以预测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高G因素个体比低G因素个体受教育水平更高, 工作更体面, 收入更高(Judge, Klinger, & Simon,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