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汪兵 刘 昌 施春华 袁 媛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暨应用心理研究所,南京 210098)(2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南京 210097)

    创造性思维作为创造性的核心,是个体产生新颖独特且适用观点或产品的思维形式(Sternberg&Lubart,1996;沈汪兵,刘昌,陈晶晶,2010)。它不仅是人类灵性与智慧的高级表现,而且在科学发现(Luo &Knoblich,2007;Chein &Weisberg,2014)与创造发明活动(罗俊龙等,2012)中起着关键作用,是推动社会进步与技术革新的原动力,甚至被誉为人类文明的源泉(Dietrich &Kanso,2010)。创造性思维虽如此重要,但人们对创造性思维的认识仍很有限。创造性研究大师Guilford(1967)指出,创造性思维主要包含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和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其中,发散思维是指个体不依常规方式“从给定的信息中产生新信息,并从同一来源中产生各种各样、许许多多输出”的思维形式(刘春雷,王敏,张庆林,2009),主要采用托伦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orrance Test of Creative Thinking,TTCT)和替代用途测验(Alternative Uses Test,AUT)等任务来评估;与此相反,聚合思维则是个体利用已有知识经验或传统方法来分析给定信息并从中获得一个最佳答案的思维形式(Lee &Therriault,2013),主要采用顿悟问题解决任务(insight problem solving)和远距离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ion Test,RAT)等任务来量度。

    新近研究显示,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主要从任务和个体差异两个取向展开(e.g.,沈汪兵等,2010)。在“大数据”(big data)思潮的推动下,创造性的个体差异研究日渐盛行(e.g.,Kaufman,2011),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高精度事件相关电位(ERPs)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来解析创造性思维的个体差异。该取向的研究侧重于通过比较不同类别群体创造性思维的行为表现和神经机制来深化人们对创造性本质的认识。性别作为最便捷的区分组群的人口学变量,已被广泛应用于创造性的个体差异研究,并催生了大量的性别差异研究。随着我国自主创新方针的确立和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的实施以及教育公平意识的增强,在此背景下探讨创造性思维的性别差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能为科学贯彻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政策方针提供依据,而且有助于深化和阐明创造性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