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喜凤

    在我家卧室一角，静静地放着一台旧缝纫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丈夫老吕在西安市89中当教师，我在西安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两人的工资合起来不到100元，除了养活家中三个女儿和我母亲，还要赡养在农村老家的婆婆，照管两个未成年的小姑子，生活负担很重。在保证吃饭的前提下，大家的衣服只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经济再紧张，小孩子长大一点就得添新衣服。那个年代，去商场买新衣服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