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矿工话语权迫在眉睫
“矿领导带班下井”的规定本身并非让领导和矿工一起“殉难”，而是为了约束矿主，倒逼其改进生产条件、提高安全系数。但是，从目前针对“带班下井”的种种逃避手法可以看出，安全生产仍是我们良好的愿望。这里的困局在于：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黑心矿主并不会主动流淌道德的血液；法律的严惩虽有威慑力，但事后的惩戒却需要以矿工生命为代价。因为一些矿主下有对策，总是在矿难发生之后才会“见光”，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代价太大了。正如国家煤监局局长赵铁锤在私庄矿难现场指出：“不安全就不生产……不能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发生职工的死亡事故、生命安全这个基础上。”因此，当下最迫切的是，必须建立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而不仅仅是完善事后的惩戒措施。
在中国的基层社会，类似的“猫捉耗子”的游戏并不鲜见，常常是上有政策，下则必有对策。因此，带班领导必须下井的政策本意虽好，但在执行层面却也无法绕过这一基本困境，最终落得一纸空文的地步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当然，我们的目的在于确保这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到底应该如何补救，我们认为，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机构在微观的技术上转换监督手法、提升监督能力外，更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的存在，即提升矿工群体的监督能力。
, http://www.100md.com
在目前的安全生产监督体系中，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在于，我们最关心的是矿工的生命安全，而矿工本身却对这一议题缺乏最基本的话语权。前文提到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方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高层推动”的模式，即矿工的生命安全系于上层精英的关注。然而，还有谁比矿工自己更在乎自己的生命安全呢?如果矿工群体本身无法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保障措施进行发言，结果则正如现实一般悲惨。
而进一步说，要确保自下而上矿工群体的监督力量的壮大，前提还在于处于分散状态的矿工必须拥有其利益的代言人。在煤矿的开采问题上，注定要进行激烈的博弈，国家、企业、矿工都应该在利益和风险的分配中占据各自的话语权。而就目前而言，国家自不用说，国有企业或者私人矿主也有强大的利益表达能力，只有分散、凌乱、流动性强的矿工在这一盘博弈中处于缺位状态。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缺位，直接的后果便是领导可以伪装下井，而矿工却要伪装安全。
相信等不了多久，随着新的更严重的矿难事故的发生，师宗矿难可能很快离开人们的视线。然而，那些在一起起矿难中默默死去，或者虽然没有死去但也始终默不作声的矿工们，却依然处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之外。更可悲的是，国家并非不在意他们的生死，但国家出台的种种政策，却始终因为矿工群体没有空间去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能力，而在浩如烟海的基层博弈中，被化解得烟消云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只要矿工群体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而继续保持沉默，那么矿难将不可能真正趋于减少，矿工们的生命安全也将越发岌岌可危。
, 百拇医药
无疑，在矿工和煤矿企业之间，单个的矿工是绝对的弱者，这是所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宿命。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能否从纸面的权利转化为现实的权利，关键在于劳动者和企业方能否做到力量对等。因为只有在力量对等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充分的博弈，否则所谓“博弈”不过是弱肉强食的代名词。
以“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为例，其之所以在实践中屡屡变形走样，恰恰是缺乏一种及时的动态监督力量。这种监督力量不可能来自外部的监督，因为即便监管部门全天候进行监督，也不可能做到对任何一家企业形成随时随地的监督态势，唯有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从理论上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劳动法律法规，可劳动者权益保护状况还是不尽如人意一样。想当初，《劳动合同法》出台时，有多少企业利益的代言人惊呼《劳动合同法》将导致企业倒闭潮，可三年多的时间过去，我们非但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反倒看到越来越多像“古驰事件”的恶劣个案。在法律都明确规定只要建立劳动关系就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前提下，“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竟然是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也就是说，一部法律实施八年之后，法律的执行效果只有九折。
, 百拇医药
出现这样的尴尬，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工会组织的作为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具体劳动关系中，那些适时变化的问题，需要的是工会组织通过及时的作为来化解，甚至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也需要更为熟悉企业违法情况的工会组织及时进行提醒，甚至“通风报信”。也就是说，工会组织缺乏抗衡违法行为的战斗力，是导致矿工虽然握有制度或政策的“尚方宝剑”，但总是无法启用的重要原因。
煤矿企业并不是没有建立工会组织，而是工会组织需要支撑起劳动者维权的诉求。
目前“带班下井”制度的执行不力、事前征兆不被重视、预防措施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根源都在于矿工话语权的缺失。私庄矿难发生后，一些老矿工在采访中表示：“我们知道；有些做法不符合安全规定。但如果向矿上的负责人反映，轻则被骂，重则走人。我们不敢向矿上的有关负责人反映安全问题。”连反映问题都可能被开除走人，又怎么能约束矿领导和自己一起下井、改进生产条件呢?可见，劳资双方严重的权利不对等、矿工话语权的严重缺失，才是黑心矿主们嚣张、跋扈、漠视生命的肇端，才是矿难频发的根源。所以，有关部门在完善法律法规、高悬问责之剑的同时，还应赋予矿工更多的话语权，高举权利之旗，唯有如此，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才能更加平衡，“不安全就不生产”才能得到真正贯彻，矿难多发的一系列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资料来源：2011年11月13日《每日新报》——《谁在意矿工的权利?》，作者陈庆璞；2011年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领导伪装下井，矿工伪装安全》，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评论员；2011年11月14日《南方都市报》——《矿工最需要的是平等博弈》，作者贺方)
(编辑/冯立梅), 百拇医药(本刊综合)
在中国的基层社会，类似的“猫捉耗子”的游戏并不鲜见，常常是上有政策，下则必有对策。因此，带班领导必须下井的政策本意虽好，但在执行层面却也无法绕过这一基本困境，最终落得一纸空文的地步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当然，我们的目的在于确保这项政策的有效落实。到底应该如何补救，我们认为，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监管机构在微观的技术上转换监督手法、提升监督能力外，更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的存在，即提升矿工群体的监督能力。
, http://www.100md.com
在目前的安全生产监督体系中，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在于，我们最关心的是矿工的生命安全，而矿工本身却对这一议题缺乏最基本的话语权。前文提到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方式，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高层推动”的模式，即矿工的生命安全系于上层精英的关注。然而，还有谁比矿工自己更在乎自己的生命安全呢?如果矿工群体本身无法对自己的生命安全保障措施进行发言，结果则正如现实一般悲惨。
而进一步说，要确保自下而上矿工群体的监督力量的壮大，前提还在于处于分散状态的矿工必须拥有其利益的代言人。在煤矿的开采问题上，注定要进行激烈的博弈，国家、企业、矿工都应该在利益和风险的分配中占据各自的话语权。而就目前而言，国家自不用说，国有企业或者私人矿主也有强大的利益表达能力，只有分散、凌乱、流动性强的矿工在这一盘博弈中处于缺位状态。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缺位，直接的后果便是领导可以伪装下井，而矿工却要伪装安全。
相信等不了多久，随着新的更严重的矿难事故的发生，师宗矿难可能很快离开人们的视线。然而，那些在一起起矿难中默默死去，或者虽然没有死去但也始终默不作声的矿工们，却依然处于这个国家的发展大局之外。更可悲的是，国家并非不在意他们的生死，但国家出台的种种政策，却始终因为矿工群体没有空间去形成自己的利益表达能力，而在浩如烟海的基层博弈中，被化解得烟消云散。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只要矿工群体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而继续保持沉默，那么矿难将不可能真正趋于减少，矿工们的生命安全也将越发岌岌可危。
, 百拇医药
无疑，在矿工和煤矿企业之间，单个的矿工是绝对的弱者，这是所有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的宿命。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权利，能否从纸面的权利转化为现实的权利，关键在于劳动者和企业方能否做到力量对等。因为只有在力量对等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充分的博弈，否则所谓“博弈”不过是弱肉强食的代名词。
以“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为例，其之所以在实践中屡屡变形走样，恰恰是缺乏一种及时的动态监督力量。这种监督力量不可能来自外部的监督，因为即便监管部门全天候进行监督，也不可能做到对任何一家企业形成随时随地的监督态势，唯有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从理论上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劳动法律法规，可劳动者权益保护状况还是不尽如人意一样。想当初，《劳动合同法》出台时，有多少企业利益的代言人惊呼《劳动合同法》将导致企业倒闭潮，可三年多的时间过去，我们非但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反倒看到越来越多像“古驰事件”的恶劣个案。在法律都明确规定只要建立劳动关系就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前提下，“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竟然是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也就是说，一部法律实施八年之后，法律的执行效果只有九折。
, 百拇医药
出现这样的尴尬，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工会组织的作为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具体劳动关系中，那些适时变化的问题，需要的是工会组织通过及时的作为来化解，甚至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也需要更为熟悉企业违法情况的工会组织及时进行提醒，甚至“通风报信”。也就是说，工会组织缺乏抗衡违法行为的战斗力，是导致矿工虽然握有制度或政策的“尚方宝剑”，但总是无法启用的重要原因。
煤矿企业并不是没有建立工会组织，而是工会组织需要支撑起劳动者维权的诉求。
目前“带班下井”制度的执行不力、事前征兆不被重视、预防措施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根源都在于矿工话语权的缺失。私庄矿难发生后，一些老矿工在采访中表示：“我们知道；有些做法不符合安全规定。但如果向矿上的负责人反映，轻则被骂，重则走人。我们不敢向矿上的有关负责人反映安全问题。”连反映问题都可能被开除走人，又怎么能约束矿领导和自己一起下井、改进生产条件呢?可见，劳资双方严重的权利不对等、矿工话语权的严重缺失，才是黑心矿主们嚣张、跋扈、漠视生命的肇端，才是矿难频发的根源。所以，有关部门在完善法律法规、高悬问责之剑的同时，还应赋予矿工更多的话语权，高举权利之旗，唯有如此，劳资双方的利益博弈才能更加平衡，“不安全就不生产”才能得到真正贯彻，矿难多发的一系列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资料来源：2011年11月13日《每日新报》——《谁在意矿工的权利?》，作者陈庆璞；2011年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领导伪装下井，矿工伪装安全》，作者系南方都市报评论员；2011年11月14日《南方都市报》——《矿工最需要的是平等博弈》，作者贺方)
(编辑/冯立梅), 百拇医药(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