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人坦率、正直，凡事都讲求一个“真”字。他的博学多闻，以及中西兼备、古今融通都是人们所公认的。

    吴宓对自己的性格思想有一个著名的“二马之喻”，说自己是两足分踏在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二马之缰，强欲驱之比肩同进。而他一生的波澜起伏中，不难窥见这二马的痕迹。

    吴宓对于自己心中的矛盾早有认识，然而这种内心冲突却是相伴他一生的。从他的一生来看，他更“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这并非为了俗世理解的功名，雨僧先生的坦率真诚、渴望行动，无疑充分显示了他浪漫的精神天地。

    正因为吴宓有此认识，为了使中国文化学术在西方新方法下(自然包括西方的新知)积极发展，先生是踏在马背而不能下，强行前进，行之多年，行之一生，至死而不悔。他所谓的两面，历多年之践行，在他身上已趋于统一，即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因此，可以理解，吴宓一生，除了授业、著述、诗文自娱之外，任事甚多，诸如：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年，创业之难，积聚一身；代王文垦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其所规划，为大学的外文教学奠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几乎是独力苦心经营12年。

    当年有人这样描述清华园中风华正茂的吴宓：

    但是雨僧(吴宓的字)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的禀赋，恢奇得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形像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的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额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发光的煤灰———这些都装在一个大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

    吴宓是当时清华园里最有资望和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为人坦率、正直，凡事都讲求一个“真”字。他可以与上至校长，中至职员、学生，下至工友都“合作共业切磋融洽”。他学识渊博，但绝不居尊自傲。对于他认为比他高超的人，总是以敬仰的感情和语言对之。例如对于挚友陈寅恪先生，他就将其奉为己师并这样写道：“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拾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对于他以师相待的黄节(晦闻)、姚华(茫父)诸先生，对与他共事多年的王静安、梁任公、柳诒征等，亦莫不如是。即便对于自己的学生，吴先生也能做到礼贤下士，他出《吴宓诗集》，除请柳诒征、陈寅恪等作序言外，也不忘请自己的学生钱钟书写一首序诗。

    吴先生当年在清华园的寓所———藤影荷声之馆(即工字厅本客厅)曾是园内“名庠”，正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里经常聚集着园内外的高雅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