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红民博士的《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充分利用了二千六百余件胡汉民的往来函电稿，在研究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丰富历史细节方面，为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已与日本处于时断时续的局部战争状态，然而两国却始终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颇令人费解。作为受害国的中国何以忍气吞声屈辱至此？在全国舆论一片“抗日”、“宣战”、“绝交”、“抵制日货”呼号之下，中国当局是否有过对日强硬的考虑呢？或者说，中国执行屈辱的对日外交过程中是否有过反复？

    “往来函电稿”中，有一封伍朝枢1933年3月14日致胡汉民的信，提到他参与南京政府内部讨论对日绝交问题的细节：

    二月杪，弟一日之中接南京三急电，催促入都要事相商。至则开外交委员会，讨论对日绝交问题，时诸委员以委员长相强，弟坚不允，最后以临时主席资格主席，发表弟意见(如另说帖)，是日会议结果仍须待军委长之见意。后公使虽召回，但并未声言理由，则召回与不召回等耳。且平时亦常有召回公使面商外交者，与此何以别乎？

    前日总理逝世纪念，特晋京谒陵，方知《字林西报》所载日伪密约之事果不虚，乃一般人不甚注意其事(《新闻报》译载剪附呈)。日伪讳莫如深固也，不知何以我当局亦为之隐秘？弟今日与记者谈，嘱其广为宣传，俾存有割地求和以期日伪安心之心理者，有所警惕。南中亦请饬宣布原件，尚有准备。

    此信表明南京当局确曾于1933年2月底专门开会讨论过对日绝交问题。伍朝枢(1887—1934)系伍廷芳之子，民国时期知名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曾代表南方政府参加巴黎和会，1927年5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8年2月辞职，与胡汉民、孙科等游历欧美。1929年任驻美公使。1931年胡汉民被囚后的“宁粤对立”中，支持粤方立场，辞职回国加入广州国民政府，后代表粤方参加上海和平会议。广东方面发表他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南京方面发表他为司法院院长，均未就。1932年被任命为琼崖特区长官，因与广东地方当局意见不合，常住上海，对国内政坛的纷争保持着“中立”，但正如信中所流露的，他在政治上仍同情胡汉民与西南，对南京当局的对日政策颇为不满。伍氏此信有向胡通报的意思，其中所提到参加的“外交委员会”，推理应当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外交委员会，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外交一切计划由外交委员会决定，其实行则由外交部行之”。

    对日绝交问题到底是如何摆到当局面前的，各种意见及交锋的结果如何？笔者根据“往来函电稿”提供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