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吴宓，曾经冒险“偷书”。

    这是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之事，是吴宓自己在日记中如实记下来的(见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4月第一版)。其缘起，在于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抄家。

    1966年“八一八”之后，京城红卫兵开始“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经各大喉舌媒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连日里欢呼“好得很”，大张旗鼓、“狂轰滥炸”般的宣传炒作，此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争相仿效。重庆的抄家，是从8月下旬开始，由党政领导支持的官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赤卫军进行的。抄家对象名单，一般是由各地区各单位党政领导和公安派出所拟定的。

    吴宓当时在位于重庆市郊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因年高(1966年已73岁)且思想跟不上“革命形势”，已经长时间没有安排他上课。但他在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风暴中也不能幸免。8月31日，西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始抄家，中文系先抄了潘仁斋、郑思虞等教师的家。据吴宓在他那几个月日记被红卫兵搜走后所写的备忘录中记载：

    “九月二日上午红卫兵(中文系)来宓舍搜查：共来四次，取去《学衡》《大公报#8226;文学副刊》全套，《吴宓诗集》26部，吴宓日记1910至1966八月二十三日，吴宓诗文稿笔记，以及其他书物(生活资料、旅游画片、毕业证书、有关恋爱书刊、西洋名画等)。”(《吴宓日记续编》第七册532页)

    后来在1967年除夕之夜，吴宓在日记中补记了他给造反派组织“交待”的那次被抄家后的感想：“经过此次‘交出’之后，宓的感觉是：我的生命，我的感情，我的灵魂，都已消灭了；现在只留着一具破机器一样的身体在世上，忍受着寒冷与劳苦，接受着谴责与惩罚，过一日是一日，白吃人民的饭食，真是有愧而无益也!”(同上书第八册38页)

    吴宓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反感的。还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他就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对这场“大革命”尖锐的评价：

    “忆1923济在《学衡》中著论，谓今之中学生感情盛，意志强，而理智弱，知识、经验并乏，言论家(政客)惟事鼓荡，至若辈者弱者自杀、颓废，强者愤世嫉俗，今日本身受损，异时祸及国家社会，云云。又西人恒言：‘天下最危险之事，莫如以利刃置诸小儿之手，使之乱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