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的创作勃发期比汪曾祺先生来得还要晚。他大汪先生十三岁。汪先生重返文坛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处于五十五六岁的盛年期——作家的黄金岁月；而张先生进入文坛(学术著作不算)是在八十年代初，是初入，已属古稀之年。天佑此老，身体顽健，精力旺盛，一起笔即一发不可收，高产惊人!我用“顽健”二字赞张中老的健康异于寻常，并非对他不敬，而是相对于官吏的尊与优而无端多病以致矫弱。先生在几近耄耋之年进入高产期既有利又有弊。利是出清底货，抢救资料；弊是出多进少，货源自蹙。文人的最佳写作状态最好是一半写一半读，或者读多写少。腹笥又是有别于货栈的，前者是不怕积压过剩的。在来者不拒之际，张先生的笔下也就更随便了。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如《胡博士》一文，张先生写道：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此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距张先生在北大就学(1932-1936)识胡适，已逾半个世纪以上了。时间虽长，但从以上一段文字看，张先生对胡适的理解并不深。所以我说张先生晚年高产的短处就在于：写得太多而汲取较少。一是对胡适的著作读得不多；二是写此文之前，大概没有通读过一部《胡适年谱》，否则，张先生不会写出关于林损解聘那一段话。以张先生为人的厚道，如果他做到了上述两条而后发言，我想他断不会作出那样的判断或提出那样的疑问。一个人的著作也就是他个人的传记。胡适的全部著作集合拢来也就等于是他的自传。《年谱》是中国史书中最具优长的一种文体。无论编撰者持什么观点，他必须徵引原始文献，这样我们就能读出谱主的真人格真性情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出版的几部《胡适年谱》，无论其观点多么“左”，我觉得我毕竟读出了一个接近原貌的胡适来了。为了证实张先生的“生疑”，证实林损解聘是否有涉胡适“公报私仇”，前几年我曾托谢泳先生到北大查阅当年校务会议的记录，但因谢泳先生太忙未获结果。但不找到相应的证据，我绝对不对此事下判断。近几年我零星获得的材料，集拢来庶几可以有助于读书界朋友对于胡适的为人及此事真相的了解。

    林损其人

    林损生于1890年，浙江瑞安人，七岁丧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