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房管系统带来各种严重灾害，其中尤以抢房风为最甚。

    抢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书面文件上称为“冲击”、“紧缩住房”，革命的对象理应冲击，住房太宽应予紧缩，无非表明“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后改称“挤占”，占，指明了其非法性，未免文雅了些。但不管用什么字眼，都是用强迫、威胁手段破坏私有权(私房)、租赁权(公房)，是一种强抢行为。所以老百姓习惯叫它抢房。

    第一拨抢房风，始于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来沪煽风点火。接着上海“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同时冲向社会，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凡所见到的建筑物上西洋雕塑、古代雕刻、吉祥图案、里弄名称、外文标志，一律当作“封、资、修”和“四旧”，加以摧毁扫荡。稍后深入到“地、富、反、坏、右、资、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家里查抄“四旧”，搜集“罪证”，翻箱倒柜，挖地拆墙，无所不为。搜出的刺绣、寿材、佛像、旧书、古董、字画，有的堆放在较大较好的房间内，门上贴封条，有的运走，有的烧掉。也有把大房间占为“红卫兵”司令部办公处所，将主人一家赶到小房间去住的。

    “红卫兵”，本来是大专院校和中学学生的造反组织。后来不少非学生的成人也挂上“红卫兵”的袖章，“破四旧”、抢房子。不久出现了其他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什么“战斗队”、“造反队”等，在本单位揪斗“走资派”和“黑五类”后，往往伴之以抄家和抢房。在早期，抢到的好房子大都用于造反组织设立“司令部”、“联络站”、“材料组”等办公之用，也有改装为关押“审查对象”的“隔离室”的。造反派大小头头吃住在里头，深夜呼啸，四邻不宁。如地处南京西路上的静安新村被称为“头头新村”，许多佩带红袖章、身跨摩托车的造反派，成群结队，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地频繁出入。里人屏息而立，侧目而视。有时各造反派之间，争夺批斗对象，一户可以被查抄几次(永安公司私方郭琳爽家被抄7次之多)。各派互贴封条，大打出手。

    受第一拨抢房风的引动，社会上一些人起而效尤，互相串连发动，出现了“困难户造反队”之类的组织。1966年12月31日一夜之间在全市刮起了第二拨抢房风。房管部门掌握待分配的新旧空房和造反组织加封未用的空房，一下子都被抢占。有些胆小的“聪明人”，怕有朝一日被追究，就发明了“连环抢”的办法。他自己抢了房子，又叫熟人抢住自己的房子，以此类推，造成无法退房的局面。在此气氛压力下，有些私房主眼看房子保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