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的乡村记忆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政治气候有些变化,这连闭塞山村中的乡民也闻出来了。
在邻近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大约他当时已厌倦了所谓的“仕途”,人到中年的他,觉得孩子们的成长更加重要。
他回家我最为高兴,在四个孩子中他最疼爱我,我的蛮不讲理,我的奇思怪想在妈妈那里是最头痛的毛病,因此她更喜欢乖巧的弟弟,但这些毛病在父亲眼中却是男孩子的长处。父亲和母亲三天两头吵架,因为贫穷,因为孩子多,也因为个性不合。两人在对待孩子上也似乎有意唱对台戏,母亲越喜欢弟弟,父亲就故意对弟弟不搭理,而父亲越喜欢我,我越能在母亲那里得到相反的待遇。
爸爸回家后,我不但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家里的伙食也会有所改善,而且作为看报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的公家人,爸爸能带回许多山村里所不了解的信息。
有一天爸爸喝酒时说了一句:“邓大人出来了。”邓大人是谁?妈妈说是一个矮个子,1975年的反邓的翻案风,我已经没有记忆,但哥哥他们在学校里很忙乎。我哥哥曾拿回一张画,画上有很多夸张的人头,哥哥告诉我,那是“漫画”,丑化人的。他曾指出来告诉我哪个是刘少奇,哪个是邓小平。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画多半是“文革”时流传甚广的“百丑图”。——一大帮开国元勋竟然被丑化成那个样子,真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过了大半年,爸爸回来说,看来华主席的江山坐不稳,因为他看到报纸刊登了一个工程师写的信,竟然说“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的提法不恰当,应当是“革命加科学”。那些日子,“臭老九”一天天香了起来。爸爸说在毛主席当家的日子,哪个敢对最高指示提出不同意见,那绝对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不但有老九敢对最高领导人的诗提出意见,而且报纸还登出来,这就是个信号。
爸爸佩服邓小平,我叔叔对他则有些不满,这是由于两弟兄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同而决定的。当年在县中医院当院长的爸爸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勒令在小屋子里反省检查,家中的大柜子被贴了封条。我叔叔的性格和老实本分的我爸正相反,他成了商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听说了自己亲哥哥的遭遇,火冒三丈,带领一帮仓库装卸工人来救人,卫生系统的造反人士哪是仓库装卸工人的对手,仗没打起来就乖乖地放了人。
政治气候变化的另一个迹象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没人提起了。我们大队在新政权成立前地主只有一家,富农有五六家。所谓阶级斗争基本上是随时揪出看不顺眼的“坏人”,开大会批斗,那个年代农民的娱乐生活极少,老戏班子散了,场也不让赶了,参加批斗大会成为一种消遣的乐子。
我记忆中只见过一次批斗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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