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瘦鹃未能提供给《良友》画报一股清新之气，而是在陈腐与新潮之间不断地徘徊，这样一种刊物的操作策略或态势，的确不是伍联德所想要的，伍联德更希望一鸣惊人。而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却非常复杂，与周瘦鹃本人身上隐藏着的尴尬息息相关。

    周瘦鹃的尴尬究竟在哪里？是什么构成了这些尴尬？

    这与周瘦鹃本人的多种形态的“跨界”有关。周瘦鹃在晚年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姑苏书简》，其中的一篇《笔墨生涯五十年》常被研究者采信。这篇文字提到了他主持《申报#8226;自由谈》时的“工作状态”：“1919年，我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跨进汉口路申报馆的大门……我在那时的工作倒是轻松愉快的，每天编辑这一份《自由谈》只需要二小时的工夫，连小样大样都不要我看，自有他人代劳，真可算是个神仙编辑。这样一来，我就尽多余暇，可以兼任其他编撰工作。”

    而这一时期，他从一个高产的“文字劳工”(自称)，变身为著作者与职业编辑的双重身份，这种跨界，使他从一个“旧式”文人逐步转化为一个“文化人”。

    由之而来的复杂性也相应产生。作为“文字劳工”的他，要以文字换银子，以至于女儿在吃饭时夹起一块肉，他都会有吃掉我多少行字的感慨。与之相互关联的是，他也不得不执行报刊老板的意图。1924年9月15日的《晶报》第3版上，曾有“自由人”撰写题为《一半不自由的周瘦鹃》来挖苦他：拿文字卖钱的人，意思很自由，意思要怎样，笔就可以怎样，却是身体反不能自由。例如谈自由的周瘦鹃先生，他最不自由的时候，就是晚上谈自由的时候。

    但不容否认的是，周瘦鹃在“参与文化事业”的过程中，绝对是无法安守自己作为一个彻底的“雇佣写手”的身份的，他个人的写作不仅已经将早期的“哀情”姿态调整为带有说教色彩的“言情”姿态，并且紧贴现实伦理，都市梦、爱情、个人成功都成为其小说中的核心元素，他同时也在通过办报办刊抒发着自己对现实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干预。

    然而，这种转化毕竟无法彻头彻尾，他无法“洗心革面”融入新的阵营，会做什么和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交织出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夹着陈腐的生存姿态喊几句革命的话，不料又露出了陈腐的尾巴，抱着旧文人姿态企图融入新的社会现实，大约是周瘦鹃一生都无法排脱的魔障吧。

    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浪潮推动下，北洋政府也开始明令全国中小学的“国文课”改为“国语课”，白话进入教科书而逐渐取代“文言”。作为旧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