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体融合的外部效应

    自2014年以来，中国特色的媒体融合呈现出两个层面的内部效应：第一，在所谓的媒体平台化和平台媒体化的进程中，①通过重新配置媒体资源，重新调整组织和治理结构，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解决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转型发展和功能整合问题；第二，依托新型主流媒体，重新树立主流舆论在离散化的网络舆论场中的主导地位，也就是实现“四力”。经过从技术议程、市场议程到政治议程的转向，媒体融合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凸显。②与此同时，一个驱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在“一带一路”等外向型发展道路的实践中，也需要适应当下国际传播的技术、社会和地缘政治环境的媒体系统，精准有效地传递来自中国各方面的信息，与充满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刻板偏见，以及“后真相”语境下的虚假信息和极化言论进行直接交锋，搭建跨文化沟通的平台，扩大讲好中国故事的参与主体，从而以一个内外结合的视野，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我们也许可以将这一路径称之为媒体融合的外部效应。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分两次就新闻舆论和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也鲜明地指出了内部效应与外部效应的问题。首先，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其次，“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