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家庭冲突：压力的交叉传递效应(2)
共同压力源机制是指交叉传递效应的实质是双方拥有共同的压力源。共同压力源会造成双方的紧张，表现出压力在个体与配偶间的传递。其中主要的共同压力源就是生活事件，例如，Westman和Vinokur(1998)发现，一般生活事件会通过加重配偶双方的抑郁程度来影响交叉传递效应。其次是工作中的压力源，例如，Westman等人(2001)通过对在同一家工厂工作的配偶的调查发现，组织裁员是一个共同压力源。它不但使配偶双方各自体验到了工作不安全感，而且还使得一方的工作不安全感水平明显影响另一方的工作不安全感水平。Song等人(2011)通过日记法调查了100对中国夫妻(其中一方失业)，并连续进行10日，结果也支持交叉传递效应的共同压力源机制。
社会互动机制是指交叉传递通过人际间互动来发挥作用。配偶一方的紧张会导致其表现出更多的消极行为或者影响与另一方的人际互动过程，常常表现为社会破坏行为(Social undermining)(Vi，nokur，Price，&Caplan，1996)。而社会破坏在交叉传递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也被后续的研究所证实(Westman，Vinokur，&Bakker，1 998；Demerouti&Dollar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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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叉传递效应中的性别差异
与溢出效应类似，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交叉传递效应也存在着性别差异。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易受到其配偶所体验到的压力的影响，例如，Bolger等人(1989)发现，丈夫的工作压力和妻子的家庭压力呈正相关，而妻子的工作压力和丈夫的家庭压力的相关很弱：有关俄罗斯军人家庭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婚姻不幸福感从丈夫到妻子有显著的传递效应，而从妻子到丈夫的传递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Westman et al.，2004)。究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对家庭的卷人度高，而且对家人所经历的压力事件更为敏感。但也有研究发现，交叉传递效应只可由妻子传递到丈夫，例如，Stevens等人(2006)发现，当妻子面临工作一家庭冲突时，丈夫知觉到的家庭凝聚力会显著地降低，而同样的情况却没有发生在妻子身上，即妻子知觉到的家庭凝聚力与丈夫的工作一家庭冲突水平无关。Shimazu等人(2011)也发现，妻子属于工作狂的男性会体验到更多的家庭一工作冲突，而丈夫属于工作狂的女性却没有。尽管存在着以上的研究分歧，但这些研究结论都表明。性别在交叉传递效应中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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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叉传递效应的新进展——“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
自Bolger(1989)通过实证研究区分出压力的溢出效应、交叉传递效应模型以来，相关的研究很多，但一直缺乏将两者有机结合的研究。直到2008年，Bakker及其合作者才提出了整合的“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即工作压力首先从工作领域溢出到家庭领域，然后在家庭领域中交叉传递给员工的配偶，并随后开展了系列的实证研究。“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认为。工作压力会导致个体产生工作一家庭冲突，而工作-家庭冲突会使配偶面临高的家庭生活压力，最终损害配偶的幸福感(包括耗竭，婚姻满意度等)。Bakker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高的工作需求会使员工产生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而使得其配偶的家庭需求明显上升，体验到更为严重的家庭-工作冲突，最终表现出情绪耗竭状态。他们的研究还证实，配偶间的消极社会互动在交叉传递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Song等人(2008)以移动电话为调查手段进行的日记式研究也发现，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均存在着溢出-交叉传递效应，但家庭如果有子女，则会削弱负性情绪在配偶之间的交叉传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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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叉传递效应研究展望
6.1调节变量及调节作用机制的研究
传统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重视人格变量(包括内/外控、A型人格等)的作用，因为这些人格变量会起到缓解(6uffering)或增强效应(exocerbating)的调节作用，但是在工作-家庭冲突的交叉传递效应研究方面，相关的研究却寥寥无几(Westman，2002)。前面的文献分析已发现性别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但就交叉传递效应而言，研究结果还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个体对工作角色、家庭角色重要性的认知存在着性别差异，即角色显著性(role salience)。角色显著性已被证明对溢出效应起到调节作用，表现为缓解效应(Bagger，Li，&Gutek，2008)，但对交叉传递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如果有，是缓解效应还是增强效应？此外，传统压力研究中重要的调节变量，例如社会支持、应对策略等，它们在交叉传递效应中是否能起到调节作用？调节作用机制是什么？这都需要未来的研究加以考虑。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这些重要调节变量及作用方式的研究，以了解压力在何种情况下更容易溢出和被传递，从而为工作-家庭冲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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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在研究方法方面，自我报告形式的问卷调查是目前最为常用的。但问卷调查较容易受到被试心境的影响，从而降低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同时，由于压力传递是一个人际间动态的过程，只采用一次性的调查显然会损失不少有效的信息。今后的研究应尽量采用日记法、手机短信或其他先进的技术手段等来动态地采集数据，以获得配偶间互动的数据，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压力的传递过程。在研究设计上，目前以横断研究设计为主，未来应重视纵向研究设计，并同时采集配偶双方的数据，一方面可以在测量方面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分析时间上的协变以确定压力交叉传递的时间顺序和发生机制，理清前因性变量和结果性变量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在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多关注专业人员、双职工家庭、有子女的家庭，但对其他群体则关注较少，例如需要照顾长辈的员工、轮班的职业群体等(Casper et al.，2007)。未来研究需重视这类群体，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概括性。
6.3积极视角与整合视角
, 百拇医药
以往关于工作与家庭关系互动的研究，多关注其消极的一面。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关注其积极的一面，并采取整合的视角。目前已有研究者开始探讨“正性交叉传递效应”，即正性的事件、感知或情绪等也可以在人际间传递，表现出工作与家庭相互促进的现象。Bakker和Demerouti在2009年的研究中就发现，工作敬业度在配偶之间产生了交叉传递效应。他们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换位思考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敬业度在配偶间的传递效应(Bakker et al.，2011)。此外，随着个体和组织对生活质量关注程度的提高，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工作与家庭领域积极互动、相互促进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多。Bakker及其合作者(2008)提出的“溢出一交叉传递效应”整合模型。同时考察溢出效应和交叉传递效应。但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且采取的是消极视角。未来研究应基于此模型的设计思路，采取积极的、整合的视角或积极与消极兼顾的视角，深入、准确地探讨压力或紧张在工作一家庭一配偶之间的互动过程。
6.4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交叉传递效应研究
, 百拇医药
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关注工作一家庭冲突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本研究认为还存在以下的不足：(1)研究仍停留在个人层面，对作为个体重要生活领域——家庭则关注甚少：(2)缺乏对交叉传递效应以及溢出～交叉传递效应的整合研究，尤其是从积极的视角。尽管Lu等人(2011)新近的研究发现，家庭生活的成功体验会提升员工的工作敬业度，表现出积极的溢出效应，但也没有涉及交叉传递效应；(3)忽视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而中国人的工作与家庭关系互动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中国社会鼓励女性就业，双职工家庭成为现代家庭模式的主流，比例高达90%以上(Lu，Maume，&Bellas，2000)。夫妻双方都面临较高的工作需求，而家庭需求并没有减少，因而会导致双方都面临严重的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导致交叉传递效应加重：二是日趋加大的工作压力，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个体家庭责任的增大，使得中国人面临与西方人不同的、来自工作和家庭方面的压力，而长辈在个体家庭生活方面的帮助又可能会减轻个体的压力。它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相互作用，进而会影响到交叉传递效应的大小：三是集体主义文化使得中国人看重家庭，崇尚“家和万事兴”，同时认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家庭(Yang，Chen，Choi，&Zhou，2000)。因此，工作与家庭关系(冲突或促进)的溢出效应和传递效应的强度、表现形式可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工作一家庭关系的交叉传递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集体主义价值观、传统性、家庭分工、家庭组成结构形式、经济压力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对于深入了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的工作一家庭互动关系，促进个体的幸福、工作与家庭平衡，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百拇医药(王贝 陆婧晶 陆昌勤)
社会互动机制是指交叉传递通过人际间互动来发挥作用。配偶一方的紧张会导致其表现出更多的消极行为或者影响与另一方的人际互动过程，常常表现为社会破坏行为(Social undermining)(Vi，nokur，Price，&Caplan，1996)。而社会破坏在交叉传递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也被后续的研究所证实(Westman，Vinokur，&Bakker，1 998；Demerouti&Dollard，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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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叉传递效应中的性别差异
与溢出效应类似，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交叉传递效应也存在着性别差异。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易受到其配偶所体验到的压力的影响，例如，Bolger等人(1989)发现，丈夫的工作压力和妻子的家庭压力呈正相关，而妻子的工作压力和丈夫的家庭压力的相关很弱：有关俄罗斯军人家庭的纵向研究也发现，婚姻不幸福感从丈夫到妻子有显著的传递效应，而从妻子到丈夫的传递效应没有达到显著水平(Westman et al.，2004)。究其原因，可能是女性对家庭的卷人度高，而且对家人所经历的压力事件更为敏感。但也有研究发现，交叉传递效应只可由妻子传递到丈夫，例如，Stevens等人(2006)发现，当妻子面临工作一家庭冲突时，丈夫知觉到的家庭凝聚力会显著地降低，而同样的情况却没有发生在妻子身上，即妻子知觉到的家庭凝聚力与丈夫的工作一家庭冲突水平无关。Shimazu等人(2011)也发现，妻子属于工作狂的男性会体验到更多的家庭一工作冲突，而丈夫属于工作狂的女性却没有。尽管存在着以上的研究分歧，但这些研究结论都表明。性别在交叉传递效应中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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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叉传递效应的新进展——“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
自Bolger(1989)通过实证研究区分出压力的溢出效应、交叉传递效应模型以来，相关的研究很多，但一直缺乏将两者有机结合的研究。直到2008年，Bakker及其合作者才提出了整合的“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即工作压力首先从工作领域溢出到家庭领域，然后在家庭领域中交叉传递给员工的配偶，并随后开展了系列的实证研究。“溢出-交叉传递效应”模型认为。工作压力会导致个体产生工作一家庭冲突，而工作-家庭冲突会使配偶面临高的家庭生活压力，最终损害配偶的幸福感(包括耗竭，婚姻满意度等)。Bakker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高的工作需求会使员工产生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而使得其配偶的家庭需求明显上升，体验到更为严重的家庭-工作冲突，最终表现出情绪耗竭状态。他们的研究还证实，配偶间的消极社会互动在交叉传递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Song等人(2008)以移动电话为调查手段进行的日记式研究也发现，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均存在着溢出-交叉传递效应，但家庭如果有子女，则会削弱负性情绪在配偶之间的交叉传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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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叉传递效应研究展望
6.1调节变量及调节作用机制的研究
传统的工作-家庭冲突研究重视人格变量(包括内/外控、A型人格等)的作用，因为这些人格变量会起到缓解(6uffering)或增强效应(exocerbating)的调节作用，但是在工作-家庭冲突的交叉传递效应研究方面，相关的研究却寥寥无几(Westman，2002)。前面的文献分析已发现性别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但就交叉传递效应而言，研究结果还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可能是个体对工作角色、家庭角色重要性的认知存在着性别差异，即角色显著性(role salience)。角色显著性已被证明对溢出效应起到调节作用，表现为缓解效应(Bagger，Li，&Gutek，2008)，但对交叉传递效应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如果有，是缓解效应还是增强效应？此外，传统压力研究中重要的调节变量，例如社会支持、应对策略等，它们在交叉传递效应中是否能起到调节作用？调节作用机制是什么？这都需要未来的研究加以考虑。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这些重要调节变量及作用方式的研究，以了解压力在何种情况下更容易溢出和被传递，从而为工作-家庭冲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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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在研究方法方面，自我报告形式的问卷调查是目前最为常用的。但问卷调查较容易受到被试心境的影响，从而降低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同时，由于压力传递是一个人际间动态的过程，只采用一次性的调查显然会损失不少有效的信息。今后的研究应尽量采用日记法、手机短信或其他先进的技术手段等来动态地采集数据，以获得配偶间互动的数据，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压力的传递过程。在研究设计上，目前以横断研究设计为主，未来应重视纵向研究设计，并同时采集配偶双方的数据，一方面可以在测量方面减少共同方法偏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分析时间上的协变以确定压力交叉传递的时间顺序和发生机制，理清前因性变量和结果性变量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在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多关注专业人员、双职工家庭、有子女的家庭，但对其他群体则关注较少，例如需要照顾长辈的员工、轮班的职业群体等(Casper et al.，2007)。未来研究需重视这类群体，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概括性。
6.3积极视角与整合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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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工作与家庭关系互动的研究，多关注其消极的一面。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关注其积极的一面，并采取整合的视角。目前已有研究者开始探讨“正性交叉传递效应”，即正性的事件、感知或情绪等也可以在人际间传递，表现出工作与家庭相互促进的现象。Bakker和Demerouti在2009年的研究中就发现，工作敬业度在配偶之间产生了交叉传递效应。他们最近的研究还发现，换位思考可以显著提高工作敬业度在配偶间的传递效应(Bakker et al.，2011)。此外，随着个体和组织对生活质量关注程度的提高，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需求将不断上升，工作与家庭领域积极互动、相互促进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多。Bakker及其合作者(2008)提出的“溢出一交叉传递效应”整合模型。同时考察溢出效应和交叉传递效应。但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且采取的是消极视角。未来研究应基于此模型的设计思路，采取积极的、整合的视角或积极与消极兼顾的视角，深入、准确地探讨压力或紧张在工作一家庭一配偶之间的互动过程。
6.4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交叉传递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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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关注工作一家庭冲突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本研究认为还存在以下的不足：(1)研究仍停留在个人层面，对作为个体重要生活领域——家庭则关注甚少：(2)缺乏对交叉传递效应以及溢出～交叉传递效应的整合研究，尤其是从积极的视角。尽管Lu等人(2011)新近的研究发现，家庭生活的成功体验会提升员工的工作敬业度，表现出积极的溢出效应，但也没有涉及交叉传递效应；(3)忽视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而中国人的工作与家庭关系互动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中国社会鼓励女性就业，双职工家庭成为现代家庭模式的主流，比例高达90%以上(Lu，Maume，&Bellas，2000)。夫妻双方都面临较高的工作需求，而家庭需求并没有减少，因而会导致双方都面临严重的工作与家庭冲突，进而导致交叉传递效应加重：二是日趋加大的工作压力，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个体家庭责任的增大，使得中国人面临与西方人不同的、来自工作和家庭方面的压力，而长辈在个体家庭生活方面的帮助又可能会减轻个体的压力。它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相互作用，进而会影响到交叉传递效应的大小：三是集体主义文化使得中国人看重家庭，崇尚“家和万事兴”，同时认为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多的是为了家庭(Yang，Chen，Choi，&Zhou，2000)。因此，工作与家庭关系(冲突或促进)的溢出效应和传递效应的强度、表现形式可能呈现出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工作一家庭关系的交叉传递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集体主义价值观、传统性、家庭分工、家庭组成结构形式、经济压力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对于深入了解处于经济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人的工作一家庭互动关系，促进个体的幸福、工作与家庭平衡，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百拇医药(王贝 陆婧晶 陆昌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