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中国成年人应对风格量表的编制(4)
3.3.4 效标效度
以测量应激反应的“压力困扰量表”作为效标.结果表明，两种应对风格与压力困扰总分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407和-0.187，注重问题的应对风格与抑郁、敌对、躯体化、焦虑4个维度相关系数在0.333-0.425之间(p<0.01)，与躯体化维度的相关系数r=0.282(p<0.05)；针对情绪的应对风格与抑郁、敌对两个分维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8和-0.190(p<0.01)(见表6)。这些结果表明，应对风格量表具有较好的校标关联效度。
4 讨论
应对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是缓解心理压力及其后果(疾病还是适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在临床心理工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大量国内外学者如此关注应对研究的重要原因。但是人类应付外界挑战和困难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对应对这一课题作出各种解读，因而也带来了各种研究取向和纷繁的评定工具。最具有代表性的过程论和特质论分别强调了过程(情境)和人格因素对应对行为的影响。梁宝勇等(2006)认为过程论和特质论应当是相互补充而不应当相互排斥的：在应激条件下。一个人的应对方式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应激情境(包括应激源和环境条件)和人格都是一个人应对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虽然人们会根据应激情境判断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但这种判断是有着人格因素的烙印的。因此。每个人会有偏爱的、带有个人特色的一系列应对方式.这些方式的组合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应对风格。应对风格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健康素质.了解这种素质对每个人都有着重要意义。从统计学上分析个体的应对风格难度很大.无论以哪种应对方式为主.它们都极少单独使用.而是相互结合使用的(Tennen等，2000)，并且每个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组合方式。参考了诸多分类方法之后发现.各种分类最终都可以归于Lazarus和Folkman(1984，1993)所提出的经典二分法，即：注重(或针对)问题(情境)的应对策略和注重(针对)情绪的应对策略。因此我们回到研究的原点.将应对风格划分为这两个基本维度。
在实际的测量学研究中。应对量表的信效度判定相当困难.这同各种应对方式的价值估价困难有关(梁宝勇等。1999b).我们在研究中亦深有此感。正如Thoits(1991)所提出的观点，应对量表的编制是不适合采用常规统计方法的.诸如运动、听音乐、休闲，亦或是睡觉，它们虽然都是针对情绪的一类应对策略.但对每个人而言，面对不同应激源时采用的都是自己惯常使用的某一种或两三种应对方法.别的策略并不同时使用，因而在因素分析中就会发现.这些项目的共同因素较少，难以形成一个维度；项目分析中也能发现，每个项目与维度的相关性不是很高.但它们就因为统计指标不优秀就不是一个维度吗？这一点仅仅是从常识上都是无法认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因素分析.而是从理论人手，分析项目的概念符合度、分类的清晰度及人群中的使用频度，适当结合项目分析的结果来删选项目，从而形成了33题的应对风格量表，信度考察结果满意。效度考察的资料来自四个方面：一、内容效度：主要采用专家评定法：二、结构效度：分析量表维度间及与总分之间的相关：三、会聚效度：分析应对风格量表和维度调整后的应付方式问卷的相关性；四、校标效度：分析应对与压力困扰量表所反映的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从对各种效度考察的结果来看，应对风格量表总体上具有良好的效度，验证了两维的理论构想。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仅注重问题的应对风格同压力困扰量表所测量的应激反应呈显著负相关.而且注重情绪的应对风格也同应激反应呈显著负相关。这个发现同许多研究者的类似研究结果不一致.后者大多显示注重情绪的应对方式同应激反应(通常采用各种症状量表测量.例如抑郁或焦虑量表，SCL-90等)呈显著正相关，并因此将注重情绪的应对方式称作“消极的应对方式”。梁宝勇(2002)曾经指出这种推论的不适当性甚至错误，认为应激条件下个体依据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和主客观条件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手段.只要能够改善自己的情况，这些手段(不管是注重问题的还是注重情绪的应对方式)都是有意义的、适应的。我们的这一研究结果是基于对440名大学生的调查获得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研究的验证。
在项目筛选中，由于主要采用大学生受试者.一些常见于成年人的应对压力的方式被淘汰掉.这是本量表编制中的一个重要缺憾。例如。饮酒，吸烟，使用抗焦虑(镇静和睡眠)或抗抑郁药物等舒缓压力、减轻情绪痛苦的应对方法，最后均被删除。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根据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统一规划.确定了应对风格的定义和维度.并编制中国成年人应对风格量表。心理测量学考察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也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会聚效度和效标效度。因此可以作为中国成年人应对风格评估的工具。 (梁宝勇 吴雨晨)
以测量应激反应的“压力困扰量表”作为效标.结果表明，两种应对风格与压力困扰总分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407和-0.187，注重问题的应对风格与抑郁、敌对、躯体化、焦虑4个维度相关系数在0.333-0.425之间(p<0.01)，与躯体化维度的相关系数r=0.282(p<0.05)；针对情绪的应对风格与抑郁、敌对两个分维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58和-0.190(p<0.01)(见表6)。这些结果表明，应对风格量表具有较好的校标关联效度。
4 讨论
应对与每个人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是缓解心理压力及其后果(疾病还是适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在临床心理工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大量国内外学者如此关注应对研究的重要原因。但是人类应付外界挑战和困难的方式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对应对这一课题作出各种解读，因而也带来了各种研究取向和纷繁的评定工具。最具有代表性的过程论和特质论分别强调了过程(情境)和人格因素对应对行为的影响。梁宝勇等(2006)认为过程论和特质论应当是相互补充而不应当相互排斥的：在应激条件下。一个人的应对方式既不是一成不变，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应激情境(包括应激源和环境条件)和人格都是一个人应对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虽然人们会根据应激情境判断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但这种判断是有着人格因素的烙印的。因此。每个人会有偏爱的、带有个人特色的一系列应对方式.这些方式的组合就是我们所研究的应对风格。应对风格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健康素质.了解这种素质对每个人都有着重要意义。从统计学上分析个体的应对风格难度很大.无论以哪种应对方式为主.它们都极少单独使用.而是相互结合使用的(Tennen等，2000)，并且每个人有着自己独特的组合方式。参考了诸多分类方法之后发现.各种分类最终都可以归于Lazarus和Folkman(1984，1993)所提出的经典二分法，即：注重(或针对)问题(情境)的应对策略和注重(针对)情绪的应对策略。因此我们回到研究的原点.将应对风格划分为这两个基本维度。
在实际的测量学研究中。应对量表的信效度判定相当困难.这同各种应对方式的价值估价困难有关(梁宝勇等。1999b).我们在研究中亦深有此感。正如Thoits(1991)所提出的观点，应对量表的编制是不适合采用常规统计方法的.诸如运动、听音乐、休闲，亦或是睡觉，它们虽然都是针对情绪的一类应对策略.但对每个人而言，面对不同应激源时采用的都是自己惯常使用的某一种或两三种应对方法.别的策略并不同时使用，因而在因素分析中就会发现.这些项目的共同因素较少，难以形成一个维度；项目分析中也能发现，每个项目与维度的相关性不是很高.但它们就因为统计指标不优秀就不是一个维度吗？这一点仅仅是从常识上都是无法认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因素分析.而是从理论人手，分析项目的概念符合度、分类的清晰度及人群中的使用频度，适当结合项目分析的结果来删选项目，从而形成了33题的应对风格量表，信度考察结果满意。效度考察的资料来自四个方面：一、内容效度：主要采用专家评定法：二、结构效度：分析量表维度间及与总分之间的相关：三、会聚效度：分析应对风格量表和维度调整后的应付方式问卷的相关性；四、校标效度：分析应对与压力困扰量表所反映的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从对各种效度考察的结果来看，应对风格量表总体上具有良好的效度，验证了两维的理论构想。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仅注重问题的应对风格同压力困扰量表所测量的应激反应呈显著负相关.而且注重情绪的应对风格也同应激反应呈显著负相关。这个发现同许多研究者的类似研究结果不一致.后者大多显示注重情绪的应对方式同应激反应(通常采用各种症状量表测量.例如抑郁或焦虑量表，SCL-90等)呈显著正相关，并因此将注重情绪的应对方式称作“消极的应对方式”。梁宝勇(2002)曾经指出这种推论的不适当性甚至错误，认为应激条件下个体依据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和主客观条件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和手段.只要能够改善自己的情况，这些手段(不管是注重问题的还是注重情绪的应对方式)都是有意义的、适应的。我们的这一研究结果是基于对440名大学生的调查获得的。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研究的验证。
在项目筛选中，由于主要采用大学生受试者.一些常见于成年人的应对压力的方式被淘汰掉.这是本量表编制中的一个重要缺憾。例如。饮酒，吸烟，使用抗焦虑(镇静和睡眠)或抗抑郁药物等舒缓压力、减轻情绪痛苦的应对方法，最后均被删除。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根据心理健康素质测评系统的统一规划.确定了应对风格的定义和维度.并编制中国成年人应对风格量表。心理测量学考察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重测信度，也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会聚效度和效标效度。因此可以作为中国成年人应对风格评估的工具。 (梁宝勇 吴雨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