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研究述评(3)
尽管上述相关眼动研究较多地支持了本族面孔加工的整体性要好于异族面孔，但是现有研究还不足以否定关于异族效应的其它假设。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直接操纵接触异族面孔的经验多少等变量，采用眼动与电生理技术结合等方法，来明确地比较几种不同理论假设的合理性。
3、不同熟悉度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
每个正常成年人都是面孔识别的专家，都可以记住成百上千张不同的熟悉面孔。即使在明度、表情、年龄等方面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准确地识别出熟悉的面孔。但是人们对陌生面孔的识别能力却十分差。当需要对陌生人进行判断时，无论是要求记忆面孔，还是要把人物和照片进行对应的任务都会表现较差。人们只需要250ms就能辨识出一张熟悉的面孔(Jacques&Rossion，2006)。Bruce和Young(1986)在他们早期的面孔识别模型中指出熟悉面孔和陌生面孔的加工是通过独立的路径实现的，他们各自依赖不同的功能性编码。有研究者(Burton&Jenkins，2011；段海军，蔺素琴，2011)指出人们对于熟悉面孔进行识别时除了进行视觉编码之外，还会提取相关的语义信息、声音信息和情感信息等，而对陌生面孔则更多依赖视觉编码。熟悉度对于面孔加工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眼动研究在揭示人们加工熟悉和陌生面孔的差异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熟悉度对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影响的典型表现是：在识别熟悉面孔时人们对内部特征(眼睛、鼻子和嘴)比对外部特征(脸型、头发)的关注更多，而人们对不熟悉面孔的识别中更多依赖外部特征(Young，Hay，McWeeny，Flude，&Ellis，1985)。有大量的研究发现注视熟悉面孔和陌生面孔时，对内部特征注视比率的差异显著。
Van Belle，Ramon，Lefevre和Rossion(2010)的研究考察了识别熟悉和陌生面孔的眼动模式的差异，结果发现尽管被试对熟悉和陌生面孔的注视点个数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注视点分布的差异在注视的早期——几乎是在第一个注视点之后就表现出来了，人们对熟悉面孔的内部特征比陌生面孔的注视时间更长、加工更多。Heisz等人(Heisz&Ryan，2011)考察了被试对明星和陌生人的面孔进行学习和判断时的眼动模式。结果发现，无论是老年被试还是年轻被试都表现出相对于陌生人的面孔，对名人面孔的内部特征注视更多的特点。Heisz等人(Heisz&Shore，2008)考察了当新学习的面孔逐渐变得熟悉(连续学习四天)之后被试眼动注视模式的变化。结果发现，无论熟悉面孔还是陌生面孔，眼睛比其它面部区域获得的注视更多，注视时间也更长。随着熟悉性的增加，观察者对眼睛的注视越来越多，对鼻子、嘴巴、前额、颈部、下巴的注视逐渐减少。樊倩和隋雪(2011)也发现被试在完成面孔的熟悉性判断任务中，对熟悉面孔的识别倾向于只注视眼睛，而在识别陌生面孔时则首先在双眼间平移而后向嘴巴运动。Hilliar(2011)的研究招募了在澳大利亚成长的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成长的亚洲人和在亚洲成长的亚洲人三组被试。结果发现无论对于本族面孔还是异族面孔，这三组被试都是对面孔的内部特征比外部特征的注视次数更多，注视时间也更长。
总体看来，现有研究关于熟悉性对面孔识别眼动模式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不同的研究中采用的熟悉和非熟悉面孔的标准并不统一，有的进行了熟悉度等级的预先评定，有的则是简单地进行明星非明星的分类：二是不同的研究采用的面孔加工任务也不尽一致。Stacey等人(Stacey，Walker，&Underwood，2005)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在三种任务下被试对熟悉和不熟悉面孔的信息提取特点。结果发现只有成对面孔匹配任务中，被试对熟悉面孔比非熟悉面孔的内部特征注视显著更多；在熟悉性判断任务和面孔记忆任务中，被试对于熟悉和不熟悉面孔的大部分的注视点都落在了面孔的内部区域。由此可见，对熟悉面孔的内部特征关注更多的现象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可能是任务相关的。此外，也有研究者发现对陌生人的面孔识别更依赖外部特征这一现象并非是跨文化普遍性的。Megreya等人(Megreya，Memon，&Havard，2011)考察了埃及人和美国人在观看录像辨认虚拟凶手任务中表现出的“头巾效应”(Headscarf Effect，即被观察者带头巾时人们的面孔识别变差)。结果发现虽然美国人在辨识埃及和美国凶手面孔时都表现出了“头巾效应”，但是埃及人无论对哪个种族凶手的辨认都表现出相反的现象，即对戴头巾时的虚拟凶手辨认效果更好。由此可见个体的文化背景可能会强烈地影响其面孔加工特点，面孔识别具有文化适应性。
目前的研究并非都支持内部特征对于熟悉面孔的识别更重要的结论，那么面孔的熟悉性在注视模式上的表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今后的研究需要对熟悉和陌生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做出更细致的区分，比如更多分析注视点个数、凝视时间、眼跳的幅度、注视轨迹等具体眼动指标上的细节差异，从而更准确和更清晰地了解面孔熟悉性对眼动模式影响。
4、不同情绪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
在面孔识别的研究中，面部表情的识别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目前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眼动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李强等人(2005)考察了大学生被试观看不同情绪图片时的眼动模式。结果发现人们观看不同情绪面孔图片的眼动特征存在差异——观看正、负性图片时比观看中性图片时的瞳孔直径更大，注视点个数要多。隋雪和任延涛(2007)发现中国大学生被试在加工正性、中性和负性情绪的西方人面孔时。表现出的眼动轨迹基本一致——呈现出从右侧眉心到鼻尖再到左眼的逆序“V”字型：并且在掩蔽条件下。眼睛部位的掩蔽相对于嘴部和鼻子的掩蔽对情绪面孔识别的影响更大。
有研究者(Khail，Konik Dinet，Meyer，&Bouakaz，2011)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对不同面部表情识别的关键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对于高兴和惊讶表情的识别，嘴巴是关键部位：对于悲伤和害怕的识别，眼睛和嘴部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生气和厌恶的识别。则体现出了嘴、鼻子、眼睛的复杂交互作用。另一些研究者(Laurent，Poecker，Noiret，&Claudon，2011)考察了不同的情绪背景下人们观看情绪面孔的眼动特点。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情绪兴趣区(在此研究中界定为眼睛和嘴巴区域)内的总注视时间要长于情绪兴趣区外部的区域。但是，在正性和中性情绪背景下观看负性情绪面孔时，总注视时间没有表现出在情绪兴趣区内部和外部的差异：而且在正性情绪背景下。人们对负性面孔的情绪兴趣区内的总注视时间比中性背景下的显著减少。上述研究表明。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人们倾向于改变视觉搜索的策略。从而避免发现情绪兴趣区内的负性信息。 (杨青 闫国利)
3、不同熟悉度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
每个正常成年人都是面孔识别的专家，都可以记住成百上千张不同的熟悉面孔。即使在明度、表情、年龄等方面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准确地识别出熟悉的面孔。但是人们对陌生面孔的识别能力却十分差。当需要对陌生人进行判断时，无论是要求记忆面孔，还是要把人物和照片进行对应的任务都会表现较差。人们只需要250ms就能辨识出一张熟悉的面孔(Jacques&Rossion，2006)。Bruce和Young(1986)在他们早期的面孔识别模型中指出熟悉面孔和陌生面孔的加工是通过独立的路径实现的，他们各自依赖不同的功能性编码。有研究者(Burton&Jenkins，2011；段海军，蔺素琴，2011)指出人们对于熟悉面孔进行识别时除了进行视觉编码之外，还会提取相关的语义信息、声音信息和情感信息等，而对陌生面孔则更多依赖视觉编码。熟悉度对于面孔加工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中眼动研究在揭示人们加工熟悉和陌生面孔的差异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熟悉度对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影响的典型表现是：在识别熟悉面孔时人们对内部特征(眼睛、鼻子和嘴)比对外部特征(脸型、头发)的关注更多，而人们对不熟悉面孔的识别中更多依赖外部特征(Young，Hay，McWeeny，Flude，&Ellis，1985)。有大量的研究发现注视熟悉面孔和陌生面孔时，对内部特征注视比率的差异显著。
Van Belle，Ramon，Lefevre和Rossion(2010)的研究考察了识别熟悉和陌生面孔的眼动模式的差异，结果发现尽管被试对熟悉和陌生面孔的注视点个数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注视点分布的差异在注视的早期——几乎是在第一个注视点之后就表现出来了，人们对熟悉面孔的内部特征比陌生面孔的注视时间更长、加工更多。Heisz等人(Heisz&Ryan，2011)考察了被试对明星和陌生人的面孔进行学习和判断时的眼动模式。结果发现，无论是老年被试还是年轻被试都表现出相对于陌生人的面孔，对名人面孔的内部特征注视更多的特点。Heisz等人(Heisz&Shore，2008)考察了当新学习的面孔逐渐变得熟悉(连续学习四天)之后被试眼动注视模式的变化。结果发现，无论熟悉面孔还是陌生面孔，眼睛比其它面部区域获得的注视更多，注视时间也更长。随着熟悉性的增加，观察者对眼睛的注视越来越多，对鼻子、嘴巴、前额、颈部、下巴的注视逐渐减少。樊倩和隋雪(2011)也发现被试在完成面孔的熟悉性判断任务中，对熟悉面孔的识别倾向于只注视眼睛，而在识别陌生面孔时则首先在双眼间平移而后向嘴巴运动。Hilliar(2011)的研究招募了在澳大利亚成长的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成长的亚洲人和在亚洲成长的亚洲人三组被试。结果发现无论对于本族面孔还是异族面孔，这三组被试都是对面孔的内部特征比外部特征的注视次数更多，注视时间也更长。
总体看来，现有研究关于熟悉性对面孔识别眼动模式影响的结论并不一致，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不同的研究中采用的熟悉和非熟悉面孔的标准并不统一，有的进行了熟悉度等级的预先评定，有的则是简单地进行明星非明星的分类：二是不同的研究采用的面孔加工任务也不尽一致。Stacey等人(Stacey，Walker，&Underwood，2005)采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在三种任务下被试对熟悉和不熟悉面孔的信息提取特点。结果发现只有成对面孔匹配任务中，被试对熟悉面孔比非熟悉面孔的内部特征注视显著更多；在熟悉性判断任务和面孔记忆任务中，被试对于熟悉和不熟悉面孔的大部分的注视点都落在了面孔的内部区域。由此可见，对熟悉面孔的内部特征关注更多的现象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可能是任务相关的。此外，也有研究者发现对陌生人的面孔识别更依赖外部特征这一现象并非是跨文化普遍性的。Megreya等人(Megreya，Memon，&Havard，2011)考察了埃及人和美国人在观看录像辨认虚拟凶手任务中表现出的“头巾效应”(Headscarf Effect，即被观察者带头巾时人们的面孔识别变差)。结果发现虽然美国人在辨识埃及和美国凶手面孔时都表现出了“头巾效应”，但是埃及人无论对哪个种族凶手的辨认都表现出相反的现象，即对戴头巾时的虚拟凶手辨认效果更好。由此可见个体的文化背景可能会强烈地影响其面孔加工特点，面孔识别具有文化适应性。
目前的研究并非都支持内部特征对于熟悉面孔的识别更重要的结论，那么面孔的熟悉性在注视模式上的表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今后的研究需要对熟悉和陌生面孔的注视模式的差异做出更细致的区分，比如更多分析注视点个数、凝视时间、眼跳的幅度、注视轨迹等具体眼动指标上的细节差异，从而更准确和更清晰地了解面孔熟悉性对眼动模式影响。
4、不同情绪面孔识别的眼动模式
在面孔识别的研究中，面部表情的识别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虽然目前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眼动研究相对较少，但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
李强等人(2005)考察了大学生被试观看不同情绪图片时的眼动模式。结果发现人们观看不同情绪面孔图片的眼动特征存在差异——观看正、负性图片时比观看中性图片时的瞳孔直径更大，注视点个数要多。隋雪和任延涛(2007)发现中国大学生被试在加工正性、中性和负性情绪的西方人面孔时。表现出的眼动轨迹基本一致——呈现出从右侧眉心到鼻尖再到左眼的逆序“V”字型：并且在掩蔽条件下。眼睛部位的掩蔽相对于嘴部和鼻子的掩蔽对情绪面孔识别的影响更大。
有研究者(Khail，Konik Dinet，Meyer，&Bouakaz，2011)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对不同面部表情识别的关键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对于高兴和惊讶表情的识别，嘴巴是关键部位：对于悲伤和害怕的识别，眼睛和嘴部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生气和厌恶的识别。则体现出了嘴、鼻子、眼睛的复杂交互作用。另一些研究者(Laurent，Poecker，Noiret，&Claudon，2011)考察了不同的情绪背景下人们观看情绪面孔的眼动特点。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们对情绪兴趣区(在此研究中界定为眼睛和嘴巴区域)内的总注视时间要长于情绪兴趣区外部的区域。但是，在正性和中性情绪背景下观看负性情绪面孔时，总注视时间没有表现出在情绪兴趣区内部和外部的差异：而且在正性情绪背景下。人们对负性面孔的情绪兴趣区内的总注视时间比中性背景下的显著减少。上述研究表明。在积极情绪状态下，人们倾向于改变视觉搜索的策略。从而避免发现情绪兴趣区内的负性信息。 (杨青 闫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