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年人焦虑水平及影响因素(2)
使用SPSS18.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3.结果
3.1老年焦虑量表测量学指标
项目区分度。分别计算每一个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界于0.474-0.753，每一个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都显著相关，说明项目均有较好的区分度。
使用探索性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进行因素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因子纳入标准，采用斜交旋转法，析出3个公共因子。除了第12和第18个项目外，其余项目都在第一个因子上拥有最大载荷。3个公共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9.275、1.413、1.189。3个公共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占总方差的比例依次为46.375%、7.066%和5.943%。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超过20%，而且第一因子解释的方差与第二因子解释的方差之比等于6.56，根据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如果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的百分比超过20%，或者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与第二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之比大于3.5，则可以认为该量表为单一维度量表(许祖蔚，1992)。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发现与英文版量表设计初衷一致，即用量表总分作为老年人焦虑水平的指标，中文版GAI作为单一维度量表，可沿用英文版计分方法。
信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即Cronbach a系数等于0.937。分半信度(spearman-Brown系数)为0.907。对其中30名老人时隔一周的重测信度为0.607。
效标效度，对其中30名老年人同时施测贝克抑郁量表(BAS)，GAI与BAS总分的Pearson相关为0.600(p<0.001)。
3.2社区老年人焦虑水平
对居家养老老年人的焦虑水平进行分析。总体上，社区老年人的焦虑水平不高，总分平均仅为2.27，即每个老年上周只有不到三种焦虑症状，而且有57.1%的老年人报告在最近一周内完全没有过量表中所提及的症状。
由于本量表未在中国进行临床施测，因此暂时缺乏严格的诊断标准，借用澳大利亚标准(10/11)作为标准区分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Pachana et al，2007)，将总分高于10分的老年人归为焦虑症风险人群。虽然社区老年人整体焦虑水平不高，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在社区中有7.4%的老年人得分高于10，即有弥患焦虑症的风险。
对不同性别、婚姻状况、户籍类型老年人焦虑得分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性别主效应显著，女性老年人焦虑水平明显高于男性，女性更多感觉到紧张不安，更容易受到生活事件的影响，女性平均得分为2.74，焦虑症风险人数比例为9.4%；而男性平均得分为1.55，焦虑症风险比例仅为4.5%，该结果与临床发现一致。不同婚姻状态和不同户籍类型的老年人焦虑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对年龄组、受教育水平和居住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组主效应显著，低龄老年人的焦虑水平高于高龄老年人；居住类型主效应显著，仅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焦虑水平显著低于与子女同住及独居老人，而独居老人和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的焦虑水平差异不显著。受教育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从数据上看，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焦虑水平明显低于其他组，而不识字的老年人焦虑水平高于其他组。
3.3焦虑症风险回归分析
以是否有弥患焦虑症的风险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受教育水平)、家庭情况(婚姻状况和居住类型)、生活自理能力及社会交往作为自变量，进行分层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讨弥患焦虑症风险预测因素。第一层放人人口学变量，第二层放入家庭状况，第三层放入健康指标，第四层放入社会交往。人口学变量、家庭情况和居住类型均为分类变量，生活自理能力及社会交往为连续变量。最终进入方程的变量如表2所示。
回归分析可见，低龄、低受教育程度、较差的健康状况及有限的朋友交往圈对老年焦虑症有显著预测作用。60-64岁和65-69岁的老年人患焦虑症的可能性分别为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3.693倍和5.142倍；未上过学的老年人患焦虑症的可能性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老年人的2.702倍；以生活自理能力作为健康水平的指标，在量表上得分每增加一分，个人患老年焦虑症的风险将增加0.053倍；在朋友交往量表上每增加一分，个人患老年焦虑症将降低为原来0.906倍。此外，虽然差异检验发现焦虑水平的性别主效应显著，但性别并不能有效预测弥患焦虑症的风险。
4.讨论
4.1GAI在中国老年人中的使用情况
经过多次反复的中英文互译和试测，中文版GAI忠实地反映了英文GAI的含义和测量内容，同时适用中国大陆老年人的语义理解。通过严格的修订过程，中文版GAI在项目区分度、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信度(内部一致性及重测信度)等所有测量学指标上表良好。可适用于中国大陆城镇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焦虑水平的测量。
除了量表的测量学指标外，在修订国外量表时必须考虑量表的文化适应性。首先，GAI的项目较少涉及社会生活事件，更多的关注个体的焦虑体验(如：我觉得要做出一个决定很困难；我觉得很难放松下来)，并不存在明显的文化特异性，而且在施测过程中大部分老年人可理解项目表述。其次，Pachana等人设计GAI的初衷之一是使量表成为可用于跨文化比较的工具，而且目前已翻译超过20个语言版本(其中包括新加坡的中文版)，各版本在所在国都得到使用，并被证明有良好的跨文化适应性(Pachana，et al，2012)。再次，通过与各国使用GAI进行的研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社区老年人焦虑水平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与其他国家的相似，如：女性高于男性，与配偶同住的高于独居等(Byrne，et al，2010)。综合以上三点，我们认为中文版GAI有较好的文化适应性。
但到目前为止，中文版GAI尚未进行临床施测，未能确定量表作为诊断工具的表现及诊断标准。量表设计者在编制GAI的过程中力求使量表在适用于一般社区老年人焦虑水平的测量，同时希望可用于对老年精神科患者焦虑症状的测量，并且在澳大利亚该量表已经成功实现这一目标(Pachana，et at，2007)。基于中文版GAI在测量学指标上的良好表现，该量表已具有达到有效临床诊断的基本要求，接下来应尝试在老年精神科患者中进行施测，以建立GAI的诊断标准。 (唐丹 王大华)
3.结果
3.1老年焦虑量表测量学指标
项目区分度。分别计算每一个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界于0.474-0.753，每一个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都显著相关，说明项目均有较好的区分度。
使用探索性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进行因素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作为因子纳入标准，采用斜交旋转法，析出3个公共因子。除了第12和第18个项目外，其余项目都在第一个因子上拥有最大载荷。3个公共因子的特征根分别为9.275、1.413、1.189。3个公共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占总方差的比例依次为46.375%、7.066%和5.943%。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超过20%，而且第一因子解释的方差与第二因子解释的方差之比等于6.56，根据心理测量学的标准，如果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的百分比超过20%，或者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与第二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之比大于3.5，则可以认为该量表为单一维度量表(许祖蔚，1992)。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发现与英文版量表设计初衷一致，即用量表总分作为老年人焦虑水平的指标，中文版GAI作为单一维度量表，可沿用英文版计分方法。
信度，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即Cronbach a系数等于0.937。分半信度(spearman-Brown系数)为0.907。对其中30名老人时隔一周的重测信度为0.607。
效标效度，对其中30名老年人同时施测贝克抑郁量表(BAS)，GAI与BAS总分的Pearson相关为0.600(p<0.001)。
3.2社区老年人焦虑水平
对居家养老老年人的焦虑水平进行分析。总体上，社区老年人的焦虑水平不高，总分平均仅为2.27，即每个老年上周只有不到三种焦虑症状，而且有57.1%的老年人报告在最近一周内完全没有过量表中所提及的症状。
由于本量表未在中国进行临床施测，因此暂时缺乏严格的诊断标准，借用澳大利亚标准(10/11)作为标准区分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Pachana et al，2007)，将总分高于10分的老年人归为焦虑症风险人群。虽然社区老年人整体焦虑水平不高，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在社区中有7.4%的老年人得分高于10，即有弥患焦虑症的风险。
对不同性别、婚姻状况、户籍类型老年人焦虑得分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性别主效应显著，女性老年人焦虑水平明显高于男性，女性更多感觉到紧张不安，更容易受到生活事件的影响，女性平均得分为2.74，焦虑症风险人数比例为9.4%；而男性平均得分为1.55，焦虑症风险比例仅为4.5%，该结果与临床发现一致。不同婚姻状态和不同户籍类型的老年人焦虑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对年龄组、受教育水平和居住类型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年龄组主效应显著，低龄老年人的焦虑水平高于高龄老年人；居住类型主效应显著，仅与配偶同住的老年人焦虑水平显著低于与子女同住及独居老人，而独居老人和与子女同住老年人的焦虑水平差异不显著。受教育水平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从数据上看，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焦虑水平明显低于其他组，而不识字的老年人焦虑水平高于其他组。
3.3焦虑症风险回归分析
以是否有弥患焦虑症的风险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受教育水平)、家庭情况(婚姻状况和居住类型)、生活自理能力及社会交往作为自变量，进行分层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讨弥患焦虑症风险预测因素。第一层放人人口学变量，第二层放入家庭状况，第三层放入健康指标，第四层放入社会交往。人口学变量、家庭情况和居住类型均为分类变量，生活自理能力及社会交往为连续变量。最终进入方程的变量如表2所示。
回归分析可见，低龄、低受教育程度、较差的健康状况及有限的朋友交往圈对老年焦虑症有显著预测作用。60-64岁和65-69岁的老年人患焦虑症的可能性分别为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3.693倍和5.142倍；未上过学的老年人患焦虑症的可能性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老年人的2.702倍；以生活自理能力作为健康水平的指标，在量表上得分每增加一分，个人患老年焦虑症的风险将增加0.053倍；在朋友交往量表上每增加一分，个人患老年焦虑症将降低为原来0.906倍。此外，虽然差异检验发现焦虑水平的性别主效应显著，但性别并不能有效预测弥患焦虑症的风险。
4.讨论
4.1GAI在中国老年人中的使用情况
经过多次反复的中英文互译和试测，中文版GAI忠实地反映了英文GAI的含义和测量内容，同时适用中国大陆老年人的语义理解。通过严格的修订过程，中文版GAI在项目区分度、效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信度(内部一致性及重测信度)等所有测量学指标上表良好。可适用于中国大陆城镇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焦虑水平的测量。
除了量表的测量学指标外，在修订国外量表时必须考虑量表的文化适应性。首先，GAI的项目较少涉及社会生活事件，更多的关注个体的焦虑体验(如：我觉得要做出一个决定很困难；我觉得很难放松下来)，并不存在明显的文化特异性，而且在施测过程中大部分老年人可理解项目表述。其次，Pachana等人设计GAI的初衷之一是使量表成为可用于跨文化比较的工具，而且目前已翻译超过20个语言版本(其中包括新加坡的中文版)，各版本在所在国都得到使用，并被证明有良好的跨文化适应性(Pachana，et al，2012)。再次，通过与各国使用GAI进行的研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社区老年人焦虑水平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与其他国家的相似，如：女性高于男性，与配偶同住的高于独居等(Byrne，et al，2010)。综合以上三点，我们认为中文版GAI有较好的文化适应性。
但到目前为止，中文版GAI尚未进行临床施测，未能确定量表作为诊断工具的表现及诊断标准。量表设计者在编制GAI的过程中力求使量表在适用于一般社区老年人焦虑水平的测量，同时希望可用于对老年精神科患者焦虑症状的测量，并且在澳大利亚该量表已经成功实现这一目标(Pachana，et at，2007)。基于中文版GAI在测量学指标上的良好表现，该量表已具有达到有效临床诊断的基本要求，接下来应尝试在老年精神科患者中进行施测，以建立GAI的诊断标准。 (唐丹 王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