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倾向与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效能感的作用(1)
摘要 以409名大学生为被试，采用问卷法考察无聊倾向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无聊倾向负向预测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及愤怒情绪调节效能感；无聊倾向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水平。积极情绪调节效能感和抑郁情绪调节效能感在无聊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无聊倾向，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我很无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口头禅，用来表达自己无所事事、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的状态。无聊(boredom)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活动缺乏和兴趣丧失所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日常我们所谈论的无聊主要包括空虚、郁闷以及使人无聊的状态。虽然对于无聊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综合研究者们的结论，无聊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是一种特殊的情绪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由贫乏的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所造成，即个体由于无法得到所需的满足，进而产生的冷漠、孤独、抑郁、无助等负性的综合情绪。根据无聊跨时间、跨情境的稳定性，可以分为状态型无聊(state boredom)和特质型无聊(trait boredom)。其中，状态型无聊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所产生的短暂无聊体验，是一种可意识到的主观感受，多由单调重复的外部刺激或者认知能力缺乏所引发；特质型无聊是指个体在各种情境中产生的稳定无聊倾向，是一种一般性的人格特质，自身调控能力、其它人格特征、内在动机以及价值观等重要因素与这种特质倾向存在关联(Belton&Priyadharshini，2007；Musharbash，2007)。本研究探讨的是特质无聊，采用了Farmer和Sundberg(1986)编制的无聊倾向性量表(Boredom PronenessScale，BPS)，该量表主要用于特质无聊的测量(周浩，王琦，董妍，2012)。
对于无聊倾向性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具有较高水平的无聊倾向性的被试会报告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或是其他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German&Latkin，2012；Tsapelas，Aron，&Orbuch，2009)。Soremers和Vodanovich(2000)认为高无聊倾向个体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而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会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性预测作用。此外，高水平的无聊倾向还会对个体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如容易产生工作倦怠、降低学生学业成绩、增加冲动性行为等(Eiseh&Mariano，2008；Ruthig，Perry，Hladkyj，Hall，Pekrun&Chipperfield，2008)。可见，无论是从情绪角度还是从行为的角度，无聊倾向性都可能是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量。除了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无聊倾向性会对个人的情绪知觉产生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无聊倾向性水平较高的个体，对于自身的情绪状态觉知较差，而且倾向于作出外部归因。他们并不能够意识到并且理解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Eastwood，Cavaliere，Fahlman，&Eastwood，2007)。此外，Seib和Vodanvich(1998)发现高无聊倾向个体的对于自身内部状态的意识相对消极，而这种意识将直接导致人们对于自身情绪的体验、判断和评估的偏差。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是建立在正确认识个体情绪状态的基础之上的，不适应的情绪认知会影响个体的对于自我情绪调节的信念，即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由此无聊倾向性对于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可能会存在影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是一种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感，这种能力感会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同时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Bandura，Caprara，Barbaranelli，Gerbino，&Pastorelli，2003；Capraro，Di Giunta，Eisenberg，Gerbina，Pastorelli&Tramontano，2008)。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影响主观幸福感，作为自我信念体系的一部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高，即意味着个体认为自己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能力较高，这种信念继而会提高个体对于未来的积极预期、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从而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Steca&Caprara，2006)。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于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变量(Tsapelas et al，2009)。
综上，本研究拟采用问卷法考察无聊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否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研究假设：无聊倾向对情绪调节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情绪调节效能感在无聊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了北京某高校的409名大学一年级学生。其中，男生197名(45.7%)，女生222名(54.3%)，平均年龄20.1岁。
2.2工具
2.2.1无聊倾向量表
采用Farmer和Sundberg 1986年编制的无聊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该量表属于自陈式量表，包含28个项目，主要考察个体的无聊倾向水平。该量表有五个因子，分别为：外部刺激、内部刺激、情感反应、时间知觉、限制性。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同意)到7(完全不同意)，总分越高越说明无聊倾向水平越高。该量表早年曾以香港人群为被试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适用于东亚文化群体(Sundberg，Latkin，Farmer，&Saoud，1991)。国内学者近几年对于该量表使用的结果表明量表的信效应良好，其Cronbach a系数在朱湘茹、张慧君等人的研究中为0.743(朱湘茹，张慧君，刘畅，李定川，罗跃嘉，2009)。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826。 (王琦 俞国良 董妍 周浩)
关键词 无聊倾向，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我很无聊”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口头禅，用来表达自己无所事事、对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的状态。无聊(boredom)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活动缺乏和兴趣丧失所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体验。日常我们所谈论的无聊主要包括空虚、郁闷以及使人无聊的状态。虽然对于无聊的定义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综合研究者们的结论，无聊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是一种特殊的情绪状态。这种状态主要是由贫乏的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所造成，即个体由于无法得到所需的满足，进而产生的冷漠、孤独、抑郁、无助等负性的综合情绪。根据无聊跨时间、跨情境的稳定性，可以分为状态型无聊(state boredom)和特质型无聊(trait boredom)。其中，状态型无聊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中所产生的短暂无聊体验，是一种可意识到的主观感受，多由单调重复的外部刺激或者认知能力缺乏所引发；特质型无聊是指个体在各种情境中产生的稳定无聊倾向，是一种一般性的人格特质，自身调控能力、其它人格特征、内在动机以及价值观等重要因素与这种特质倾向存在关联(Belton&Priyadharshini，2007；Musharbash，2007)。本研究探讨的是特质无聊，采用了Farmer和Sundberg(1986)编制的无聊倾向性量表(Boredom PronenessScale，BPS)，该量表主要用于特质无聊的测量(周浩，王琦，董妍，2012)。
对于无聊倾向性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具有较高水平的无聊倾向性的被试会报告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或是其他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German&Latkin，2012；Tsapelas，Aron，&Orbuch，2009)。Soremers和Vodanovich(2000)认为高无聊倾向个体更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而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会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性预测作用。此外，高水平的无聊倾向还会对个体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不良影响，如容易产生工作倦怠、降低学生学业成绩、增加冲动性行为等(Eiseh&Mariano，2008；Ruthig，Perry，Hladkyj，Hall，Pekrun&Chipperfield，2008)。可见，无论是从情绪角度还是从行为的角度，无聊倾向性都可能是主观幸福感的显著预测变量。除了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无聊倾向性会对个人的情绪知觉产生影响。最近的研究表明，无聊倾向性水平较高的个体，对于自身的情绪状态觉知较差，而且倾向于作出外部归因。他们并不能够意识到并且理解自己当下的情绪状态(Eastwood，Cavaliere，Fahlman，&Eastwood，2007)。此外，Seib和Vodanvich(1998)发现高无聊倾向个体的对于自身内部状态的意识相对消极，而这种意识将直接导致人们对于自身情绪的体验、判断和评估的偏差。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是建立在正确认识个体情绪状态的基础之上的，不适应的情绪认知会影响个体的对于自我情绪调节的信念，即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由此无聊倾向性对于情绪自我调节效能感可能会存在影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能否有效调节情绪状态的一种自信程度，是一种个体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感，这种能力感会影响个体情绪调节的实际效果，同时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状态(Bandura，Caprara，Barbaranelli，Gerbino，&Pastorelli，2003；Capraro，Di Giunta，Eisenberg，Gerbina，Pastorelli&Tramontano，2008)。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影响主观幸福感，作为自我信念体系的一部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高，即意味着个体认为自己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能力较高，这种信念继而会提高个体对于未来的积极预期、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从而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Steca&Caprara，2006)。因此，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于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显著的预测变量(Tsapelas et al，2009)。
综上，本研究拟采用问卷法考察无聊倾向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以及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否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根据前人研究，研究假设：无聊倾向对情绪调节效能感和主观幸福感有显著预测作用；情绪调节效能感在无聊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随机取样的方法抽取了北京某高校的409名大学一年级学生。其中，男生197名(45.7%)，女生222名(54.3%)，平均年龄20.1岁。
2.2工具
2.2.1无聊倾向量表
采用Farmer和Sundberg 1986年编制的无聊倾向量表(Boredom Proneness Scale)，该量表属于自陈式量表，包含28个项目，主要考察个体的无聊倾向水平。该量表有五个因子，分别为：外部刺激、内部刺激、情感反应、时间知觉、限制性。量表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同意)到7(完全不同意)，总分越高越说明无聊倾向水平越高。该量表早年曾以香港人群为被试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适用于东亚文化群体(Sundberg，Latkin，Farmer，&Saoud，1991)。国内学者近几年对于该量表使用的结果表明量表的信效应良好，其Cronbach a系数在朱湘茹、张慧君等人的研究中为0.743(朱湘茹，张慧君，刘畅，李定川，罗跃嘉，2009)。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 a系数为0.826。 (王琦 俞国良 董妍 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