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构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分析：自我效能感和关系和谐的中介作用(1)
摘要 对自我构念、自我效能感、关系和谐以及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275名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公务员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使用回归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独立自我比互依自我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显著更大；独立自我显著地正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对消极情绪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互依自我显著地正向预测积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的影响不显著；自我效能感、关系和谐分别在独立自我与主观幸福感、互依自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自我构念，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关系和谐，中介作用。
分类号 B848
1.问题提出
东西方在文化基础上的整体差异常常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来区分。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了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这个概念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自我建构的影响。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分别是西方、东方文化下的典型的自我表征。独立自我的特点是分离性和独特性，个体通过社会比较巩固其自我的独特性和内在特质，独特性是其自尊的重要基础，在不同情境下保持同一性以及坚定自信地与他人沟通是独立自我成熟的标志(Cross，Hardin，&Gercek-Swing，2011)。互依自我体现的是个体与他人联系的方式，个体随着情境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集体，调节情绪以维持集体的和谐是互依自我成熟的标志。
心理学家Diener回顾了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早期文献，提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念。他认为主观幸福感由认知和情绪两部分构成。认知部分是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而情绪部分指的是情绪体验，反映了个体对生活各种事件总体的情绪反应，包含积极和消极情绪反应。主观幸福感的三个主要成分分别是生活满意度(蜘satisfaction，LS)，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PA)，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NA)(Diener，1984)。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意味着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较高、有愉悦的情绪体验以及较少的消极情绪。生活满意是幸福感的关键指标，它作为认知因素，是有效的肯定性的衡量指标，是独立于积极与消极情感的另一因素；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相对独立，由于这两者情感形态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对它们分别测量，从而获得重要的信息(苗元江，2007)。这种三维结构被广泛认可。很多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三维结构也同样适用(Lu，Gilmour，&shu，2001)。
自我构念的不同成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是不同的。以往研究发现，东西方文化背景下自我构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模式(Cheng et al，2011)。(1)独立型模型(Independence Model)，适用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该模型认为独立自我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互依自我与主观幸福感无关。Ryan和Deci(2000)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自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它还是个体的一种需要。人们拥有一种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引导人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并且使人们能够灵活地适应社会环境(张爱卿，2002)。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以独立自我主导的个体关注与个人相关的任务，比如追求个人目标，在人际交往中直来直往。为了达成这些任务，他们需要运用内在资源控制周围环境，影响他人。如果他们的个人需求得到满足，个体能够体验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2)互依型模型(Interdependence Model)适用于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它的基本原则是集体利益是主观幸福感最根本的来源。互依自我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而独立自我与主观幸福感不相关。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倾向于改变自己去实现他人的期望，满足社会环境的要求。与个人成长理论中个体实现自身潜能相反，幸福感的文化理论认为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尽管个体具有两种类型的自我构念，但特定的文化环境会鼓励其中一种构念的发展。在西方国家独立自我是被鼓励的，而在非西方国家比如亚洲、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互依自我才是被鼓励发展的(Cross，Hardin，&Swing，2009)。因而以往研究通常分离强调和考察独立自我或互依自我对某种特定文化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忽视两种自我成分共存于个体自我体系这一事实。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传统东方文化下的亚洲国家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增长。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包括个体的经济水平提升也包括教育水平，个体成就重要性，女性地位提升等社会变化。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断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人们更多地体现出对自我需求、个人尊严、自我发展以及自我实现的重视和追求。面对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中国人已经兼容了传统的“关系中的自我”以及西方文化的“独立自主的自我”(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seld)。两种自我都在当今社会有其适应性，缺一不可，为了适应时代，两种自我必须彼此平衡，协调以及灵活运用(陆洛，2003)。有研究发现国内被试的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建构有关，其独立自我、互依自我与生活满意度均呈正相关(Lu，2005；许慧霞，叶科，2010)。表明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需要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解释不同自我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作用。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自我构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间机制。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心理机能健康的中介因子，它影响着个体改变的各个基本过程(Bandura，2004)。自我效能感既是独立自我的动机，又是独立自我达成其它目标、满足其需求的基础。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通常被认为具有较强的自信心，这种较强的自信心会使个体产生积极情感，从而增强幸福感。另外自我效能感强的人通常把行为成功归因为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把失败归因为努力程度不足或外部不可控的因素，这种归因方式促进个体提高动机水平，降低焦虑水平，增强幸福感(余鹏，宿淑华，李丽，2005)。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有着积极的预期值，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为自己确立较高的目标，一旦开始行动会付出较多的努力，坚持更长的时间，遇到挫折时又能很快恢复过来；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则对自己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容易选择松懈或放弃，体验的消极情感较多(刘洋，2011；佟月华，2004；余鹏，等，2005)。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在目标定向与心理适应、社会适应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孟慧，范津砚，柳菁，2007；孟慧，梁巧飞，时艳阳，2010)。 (邹璐 姜莉 张西超 胡婧 张红川)
关键词 自我构念，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关系和谐，中介作用。
分类号 B848
1.问题提出
东西方在文化基础上的整体差异常常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来区分。Markus和Kitayama(1991)提出了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这个概念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自我建构的影响。独立自我(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互依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分别是西方、东方文化下的典型的自我表征。独立自我的特点是分离性和独特性，个体通过社会比较巩固其自我的独特性和内在特质，独特性是其自尊的重要基础，在不同情境下保持同一性以及坚定自信地与他人沟通是独立自我成熟的标志(Cross，Hardin，&Gercek-Swing，2011)。互依自我体现的是个体与他人联系的方式，个体随着情境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集体，调节情绪以维持集体的和谐是互依自我成熟的标志。
心理学家Diener回顾了与生活满意度相关的早期文献，提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念。他认为主观幸福感由认知和情绪两部分构成。认知部分是个体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评价，而情绪部分指的是情绪体验，反映了个体对生活各种事件总体的情绪反应，包含积极和消极情绪反应。主观幸福感的三个主要成分分别是生活满意度(蜘satisfaction，LS)，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PA)，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NA)(Diener，1984)。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意味着对总体生活满意度较高、有愉悦的情绪体验以及较少的消极情绪。生活满意是幸福感的关键指标，它作为认知因素，是有效的肯定性的衡量指标，是独立于积极与消极情感的另一因素；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相对独立，由于这两者情感形态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对它们分别测量，从而获得重要的信息(苗元江，2007)。这种三维结构被广泛认可。很多研究表明在集体主义文化下三维结构也同样适用(Lu，Gilmour，&shu，2001)。
自我构念的不同成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是不同的。以往研究发现，东西方文化背景下自我构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模式(Cheng et al，2011)。(1)独立型模型(Independence Model)，适用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该模型认为独立自我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互依自我与主观幸福感无关。Ryan和Deci(2000)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自我决定不仅是个体的一种能力，它还是个体的一种需要。人们拥有一种基本的内在的自我决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引导人们从事他们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并且使人们能够灵活地适应社会环境(张爱卿，2002)。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以独立自我主导的个体关注与个人相关的任务，比如追求个人目标，在人际交往中直来直往。为了达成这些任务，他们需要运用内在资源控制周围环境，影响他人。如果他们的个人需求得到满足，个体能够体验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2)互依型模型(Interdependence Model)适用于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它的基本原则是集体利益是主观幸福感最根本的来源。互依自我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而独立自我与主观幸福感不相关。集体主义社会中的个体倾向于改变自己去实现他人的期望，满足社会环境的要求。与个人成长理论中个体实现自身潜能相反，幸福感的文化理论认为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尽管个体具有两种类型的自我构念，但特定的文化环境会鼓励其中一种构念的发展。在西方国家独立自我是被鼓励的，而在非西方国家比如亚洲、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互依自我才是被鼓励发展的(Cross，Hardin，&Swing，2009)。因而以往研究通常分离强调和考察独立自我或互依自我对某种特定文化下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忽视两种自我成分共存于个体自我体系这一事实。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传统东方文化下的亚洲国家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增长。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包括个体的经济水平提升也包括教育水平，个体成就重要性，女性地位提升等社会变化。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断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人们更多地体现出对自我需求、个人尊严、自我发展以及自我实现的重视和追求。面对现代化与社会变迁，中国人已经兼容了传统的“关系中的自我”以及西方文化的“独立自主的自我”(independent and autonomous seld)。两种自我都在当今社会有其适应性，缺一不可，为了适应时代，两种自我必须彼此平衡，协调以及灵活运用(陆洛，2003)。有研究发现国内被试的主观幸福感与自我建构有关，其独立自我、互依自我与生活满意度均呈正相关(Lu，2005；许慧霞，叶科，2010)。表明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需要一个综合的模型来解释不同自我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作用。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自我构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中间机制。
自我效能感是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心理机能健康的中介因子，它影响着个体改变的各个基本过程(Bandura，2004)。自我效能感既是独立自我的动机，又是独立自我达成其它目标、满足其需求的基础。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有明显的预测作用。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个体通常被认为具有较强的自信心，这种较强的自信心会使个体产生积极情感，从而增强幸福感。另外自我效能感强的人通常把行为成功归因为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把失败归因为努力程度不足或外部不可控的因素，这种归因方式促进个体提高动机水平，降低焦虑水平，增强幸福感(余鹏，宿淑华，李丽，2005)。自我效能感较高的人对自己的能力有着积极的预期值，会选择更有挑战性的任务，他们为自己确立较高的目标，一旦开始行动会付出较多的努力，坚持更长的时间，遇到挫折时又能很快恢复过来；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则对自己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容易选择松懈或放弃，体验的消极情感较多(刘洋，2011；佟月华，2004；余鹏，等，2005)。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在目标定向与心理适应、社会适应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孟慧，范津砚，柳菁，2007；孟慧，梁巧飞，时艳阳，2010)。 (邹璐 姜莉 张西超 胡婧 张红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