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容忍度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3)
由表1可知，在获益情景下，TU的主效应边缘显著，概率大小的主效应显著，TU与概率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在损失情景下，TU的主效应不显著，概率大小的主效应显著，TU与概率大小的交互作用显著。本文重点在于探讨TU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故忽略概率的主效应分析，只对TU与概率大小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即分别在获益和损失情景下，高、中、低三种概率水平上对高Tu被试和低TU被试选择风险选项和模糊选项的人数进行卡方检验(见表2)。
结果显示，在高概率获益情景下，低TU被试与高TU被试对模糊选项的选择无显著差异，均倾向于模糊规避(x2低=10，p<0.01，x2高=20.78，p<0.001)。在中概率获益情景下，低TU被试比高TU被试表现出更低程度的模糊规避，其中前者倾向于模糊中立(x2低=2.18，p>0.05)，后者倾向于模糊规避(x2高=24.82，p<0.001)。在低概率获益情景下，低TU被试与高TU被试对模糊选项的选择无显著差异，均倾向于模糊中立(x2低=0.18，p>0.05，x2高=0.55，p>0.05)
在高概率损失情景下，低TU被试与高TU被试对模糊选项的选择无显著差异，均倾向于模糊寻求x2低=5.19，p<0.05，x2高=15.74，p<0.001)。在中概率损失情景下，低TU被试比高TU被试更偏好模糊寻求，其中前者倾向于模糊寻求(x2低=4.25，p<0.05)，后者倾向于模糊中立(x2高=3.32，p>0.05)。在低概率损失情景下，低TU被试与高TU被试对模糊选项的选择无显著差异，均倾向于模糊规避(x2低=4.25，p<0.05，x2高=4.15，p<0.05)。
4 讨论
4.1 TU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TU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模糊决策偏好的个体差异研究，而且增强了对TU的认知、行为反应特征的了解。根据引言综述，我们推测，在中概率(50%)获益情景下，低TU个体比高TU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模糊规避。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中概率(50%)水平上，无论是获益情景还是损失情景，与高TU个体相比，低TU个体均更偏好于模糊寻求，与研究假设并不一致。但一些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结论。李志勇、吴明证、陶伶和何雪莲(2012)研究发现，自尊与TU呈正相关，低自尊者表现出低TU。而张风华(2010)发现高自尊被试更容易模糊规避，低、中自尊被试更容易模糊寻求。当然，这是否表明TU可能在自尊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中起着中介或调节作用，有待后续研究证实。
研究表明，面对不确定性，低TU既可能促使个体事先预防或逃避(Buhr&Dugas，2002；Luhmann.Ishida，& Hajcak，2011)，也可能促使个体通过趋近行为达到更大程度的确定性(Ladouceur，et al.，1997；Rosen，Knauper，& Sammut，2007)。如Ros-en等(2007)研究发现，当人们受到潜在的健康威胁时，低TU个体比高TU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健康监测行为(health monitoring)。相对于风险选项，模糊选项具有成功概率不确定的特性，拥有更多的“可能”的优点和缺点(Liu，2011)。例如，当风险选项的概率为50%，模糊选项的概率区间为40%-60%时，模糊选项就有比风险选项高10%的成功机会，同时也有高10%的失败机会。因此，如果个体看重模糊选项的优点，他就会偏好模糊寻求；反之，则偏好模糊规避。那么，个体什么情况下会看重模糊选项的优点(缺点)？研究表明，个体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决策策略(史滋福，2009)，如果风险选项的取胜概率比较小，人们似乎情愿选择模糊的选项，即当自己所偏好的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情愿选择自己所不偏好的。如前所述，面对不确定性时，低TU个体往往会高估负性结果发生的概率(Brede-meier & Berenbaum，2008)，所以，当他们对概率为50%的风险选项进行评估时，会认为其获益结果的主观概率低于50%(或损失结果的主观概率高于50%)。为了增加获益的机会(或降低损失的机会)，他们就会更看重模糊选项的优点，对它产生趋近行为，相信如果选模糊选项，就可能拥有更多成功的机会(获益情景)或更多避免失败的机会(损失情景)。而高TU个体有充分的问题解决自信和控制感，能准确评估风险选项风险的大小，所以，他们会更关注模糊选项的缺点，选择事先预防或逃避，认为如果选模糊选项，可能反而导致拥有更少的成功机会(获益情景)或更多的失败机会(损失情景)。因此，与高TU个体相比，低TU个体更偏好模糊寻求。
理论上而言，个体对待模糊的态度与模糊决策偏好有关(Einhom & Hogarth，1985)。以往研究用模糊容忍度评估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并探讨它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但仔细分析这些研究中对模糊容忍度的测量后，我们认为，用模糊容忍度评估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的适合性值得商榷，因为模糊决策研究中的模糊情景往往是概率分布和概率结果的不确定性，而非模糊容忍度所指的个体在新颖的、复杂的或冲突的模糊情景中的反应(Mclain，1993)。事实上，Freeston等(1994)曾指出，Furnham(1994)对四个常用模糊容忍度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后得到的五个高阶因素中只有一个因素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含义是一致的，模糊容忍度的概念比不确定性容忍度的概念更为宽泛。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测量了与不确定性有关的消极信念和感知到的后果，如不确定性使人无计可施，是充满压力的、令人苦恼的，应该回避等(Buhr & Dugas，2002)。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TU评估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并探讨它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发现，低TU个体比高TU个体更偏好模糊寻求。而以往研究发现，低模糊容忍度个体比高模糊容忍度个体更偏好模糊规避。因此，我们认为，用TU评估个体对模糊决策中模糊的忍受程度有利于澄清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但将来研究仍需扩大样本范围、采用不同研究范式等进一步验证。 (黄仁辉 曾晓青 李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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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概率损失情景下，低TU被试与高TU被试对模糊选项的选择无显著差异，均倾向于模糊寻求x2低=5.19，p<0.05，x2高=15.74，p<0.001)。在中概率损失情景下，低TU被试比高TU被试更偏好模糊寻求，其中前者倾向于模糊寻求(x2低=4.25，p<0.05)，后者倾向于模糊中立(x2高=3.32，p>0.05)。在低概率损失情景下，低TU被试与高TU被试对模糊选项的选择无显著差异，均倾向于模糊规避(x2低=4.25，p<0.05，x2高=4.15，p<0.05)。
4 讨论
4.1 TU对模糊决策中决策偏好的影响
本研究证实了TU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模糊决策偏好的个体差异研究，而且增强了对TU的认知、行为反应特征的了解。根据引言综述，我们推测，在中概率(50%)获益情景下，低TU个体比高TU个体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模糊规避。但本研究结果显示，在中概率(50%)水平上，无论是获益情景还是损失情景，与高TU个体相比，低TU个体均更偏好于模糊寻求，与研究假设并不一致。但一些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研究结论。李志勇、吴明证、陶伶和何雪莲(2012)研究发现，自尊与TU呈正相关，低自尊者表现出低TU。而张风华(2010)发现高自尊被试更容易模糊规避，低、中自尊被试更容易模糊寻求。当然，这是否表明TU可能在自尊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中起着中介或调节作用，有待后续研究证实。
研究表明，面对不确定性，低TU既可能促使个体事先预防或逃避(Buhr&Dugas，2002；Luhmann.Ishida，& Hajcak，2011)，也可能促使个体通过趋近行为达到更大程度的确定性(Ladouceur，et al.，1997；Rosen，Knauper，& Sammut，2007)。如Ros-en等(2007)研究发现，当人们受到潜在的健康威胁时，低TU个体比高TU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健康监测行为(health monitoring)。相对于风险选项，模糊选项具有成功概率不确定的特性，拥有更多的“可能”的优点和缺点(Liu，2011)。例如，当风险选项的概率为50%，模糊选项的概率区间为40%-60%时，模糊选项就有比风险选项高10%的成功机会，同时也有高10%的失败机会。因此，如果个体看重模糊选项的优点，他就会偏好模糊寻求；反之，则偏好模糊规避。那么，个体什么情况下会看重模糊选项的优点(缺点)？研究表明，个体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决策策略(史滋福，2009)，如果风险选项的取胜概率比较小，人们似乎情愿选择模糊的选项，即当自己所偏好的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情愿选择自己所不偏好的。如前所述，面对不确定性时，低TU个体往往会高估负性结果发生的概率(Brede-meier & Berenbaum，2008)，所以，当他们对概率为50%的风险选项进行评估时，会认为其获益结果的主观概率低于50%(或损失结果的主观概率高于50%)。为了增加获益的机会(或降低损失的机会)，他们就会更看重模糊选项的优点，对它产生趋近行为，相信如果选模糊选项，就可能拥有更多成功的机会(获益情景)或更多避免失败的机会(损失情景)。而高TU个体有充分的问题解决自信和控制感，能准确评估风险选项风险的大小，所以，他们会更关注模糊选项的缺点，选择事先预防或逃避，认为如果选模糊选项，可能反而导致拥有更少的成功机会(获益情景)或更多的失败机会(损失情景)。因此，与高TU个体相比，低TU个体更偏好模糊寻求。
理论上而言，个体对待模糊的态度与模糊决策偏好有关(Einhom & Hogarth，1985)。以往研究用模糊容忍度评估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并探讨它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但仔细分析这些研究中对模糊容忍度的测量后，我们认为，用模糊容忍度评估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的适合性值得商榷，因为模糊决策研究中的模糊情景往往是概率分布和概率结果的不确定性，而非模糊容忍度所指的个体在新颖的、复杂的或冲突的模糊情景中的反应(Mclain，1993)。事实上，Freeston等(1994)曾指出，Furnham(1994)对四个常用模糊容忍度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后得到的五个高阶因素中只有一个因素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含义是一致的，模糊容忍度的概念比不确定性容忍度的概念更为宽泛。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测量了与不确定性有关的消极信念和感知到的后果，如不确定性使人无计可施，是充满压力的、令人苦恼的，应该回避等(Buhr & Dugas，2002)。鉴于此，本文尝试采用TU评估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并探讨它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结果发现，低TU个体比高TU个体更偏好模糊寻求。而以往研究发现，低模糊容忍度个体比高模糊容忍度个体更偏好模糊规避。因此，我们认为，用TU评估个体对模糊决策中模糊的忍受程度有利于澄清个体对模糊的忍受程度对模糊决策偏好的影响，但将来研究仍需扩大样本范围、采用不同研究范式等进一步验证。 (黄仁辉 曾晓青 李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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