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练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听觉词的语言表征(2)
2.1.2 设计
2×4混合设计。自变量为词的类型(已学、未学)和学习与测验的语言关系(普通话-普通话、普通话-粤语、粤语-普通话、粤语-粤语)。词的类型为被试内变量，语言关系为被试间变量。分为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均为语义归类任务。被试随机分为4组，每组24人，完成一种语言关系的实验。因变量为被试在测验阶段进行语义归类时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2.1.3 材料
从《广州方言词典》(李荣，1998)选取215个粤语和普通话同形异音的双字词。由25名熟练粤语-普通话双言大学生用7点量表评定词的熟悉性，1代表非常不熟悉，7代表非常熟悉。去掉平均熟悉性小于5的词，余下了192个词。对照《普通话广州话的比较与学习》(欧阳觉亚，1993)，确定了192个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对应关系。由17名粤语-普通话双言大学生评定它们是否对应。80%以上的人认为对应的双字词入选，得到了120个双字词对，60个词表征生命物，60个词表征人造物。学习阶段的材料包含40个表征生命物的词，40个表征人造物的词；测验阶段材料包含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生命物的词，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人造物的词。材料由一名粤语和普通话均熟练的校园广播台女播音员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录音。
2.1.4 程序
采用E-prime系统编程，在IBM计算机上实验。被试完成语义归类任务。在学习阶段，首先在屏幕呈现红色“+”注视点500ms；随后以听觉方式随机地呈现词。指导语告知被试将通过听觉呈现的词或者表征生命物，或者表征人造物，要求被试尽量快而准地判断词是否为人造物。若是，按J键；若不是，按F键。半数被试的用手按此规定，半数被试的用手规定相反。若被试2000ms内未反应，刺激自动消失，进入下一次测试。测验阶段的程序和学习阶段相同，任务改为判断词是否为生命物。计算机记录反应时和反应的正误。声音一出现，计算机就开始计时，被试按键以后，终止计时。计时单位为ms，误差为±1ms。
2.2 结果与分析
只分析测验阶段对词是否为生命物判断的数据。删除错误率大于20%的被试，88名被试的数据被纳入统计。反应时分析时删去M±3SD之外的数据，结果见图1和图2。
反应时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86)=76.09，p<0.001，F2(1，78)=16.78，p<0.001。对未学词的反应时(M=1223.25ms)显著长于对已学词(M=1161.75ms)。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84)=8.68，p<0.01，F2(3，234)=83.18，p<0.001。无论是对已学词，还是对未学词，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相同时的反应时均短于语言不同时，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同为粤语时反应时(M=1099.5ms)显著短于其他三种条件，p<0.001，其与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M=1183ms)相差83.5ms；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不同时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显著，F1(3，84)=9.39，p<0.01，F2(3，234)=6.65，p<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未学词，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M=1260ms)显著短于普通话-粤语条件(M=1307ms)，p<0.01；对已学词，粤语-普通话条件(M=1192ms)和普通话-粤语条件(M=1216ms)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各种条件的启动效应为：普通话-普通话条件46ms，粤语-粤语条件41ms，t=2.25，p>0.05，差异不显著；粤语-普通话条件57ms，普通话-粤语条件91ms，t=3.05，p<0.01，差异显著。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86)=10.60，p<0.01，F2(1，78)=3.51，p<0.05。已学词的错误率(M=5.02%)显著低于未学词(M=7.54%)。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84)=4.35，p<0.01，F2(3，234)=5.49，p<0.01。均数比较表明，粤语-普通话条件的错误率(M=8.99%)显著高于普通话-普通话条件(M=5.44%)和粤语-粤语条件(M=3.91%)，p>0.05；普通话-粤语条件的错误率(M=6.77%)显著高于粤语-粤语条件(M=3.91%)；粤语-普通话条件和普通话-粤语条件、普通话-普通话条件和粤语-粤语条件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84)=1.48，p>0.05，F2(3，234)=0.13，p>0.05。
2.3 讨论
实验1表明，对已学词的反应时比对未学词短，错误率亦低。在学习阶段呈现普通话词，在测验阶段不仅能够促进对普通话词的反应，还能够促进对粤语词的反应；在学习阶段呈现粤语词，在测验阶段不仅能够促进对粤语词的反应，还能够促进对普通话词的反应。这说明，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在语言内和语言间均存在着重复启动效应。然而，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相同时，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短，普通话-普通话的条件反应时长。普通话词和粤语词的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相当，语言间的重复启动效应却不对称：普通话-粤语条件的启动效应大，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启动效应小。这意味着，普通话词对粤语词启动作用大，粤语词对普通话词启动作用小。词汇联系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均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词汇联系模型假定，第一语言(L1)的词汇与语义表征有直接联系，第二语言(L2)的词汇与语义表征有间接联系，第二语言的词汇必须经过第一语言的词汇才能够通达语义表征。如果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语言表征符合词汇联系模型，那么，由于在学习阶段只出现普通话词(L2)，未出现粤语词(L1)，因而不会激活共同语义表征，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跨语言的语义启动效应。概念中介模型假定，双语者的L1词汇和L2词汇与语义表征的联结强度相等。如果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语言表征符合概念联系模型，那么，就不会出现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的不对称。而根据修正的层级模型，实验1的结果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之间存在着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因此可以推断，在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头脑中普通话词和粤语词的语义共同表征；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语言间的启动效应不对称，因此可以推断，在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头脑中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词汇分别表征。因为本研究采用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实验材料是两种语言的翻译对等词，这样，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词形启动)基于词汇层的加工就可以产生，而语言间的重复启动效应(语义启动)则必须发生在词汇层的加工之后，即必须以概念联系为中介。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相同时，存在着词汇表征的激活。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同形，词汇表征的激活也相当。但是，由于粤语是L1，普通话是L2，被试对于粤语词更加熟悉，所以反应时就比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都为普通话词时短；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不同时，主要是语义表征的激活，同时也有一定的词汇表征的激活。因此，普通话词对粤语词的启动效应大于粤语词对普通话词的启动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1)普通话词和粤语词与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结强度不同。根据修正的层级模型，就翻译对等词而言，L1词汇比L2词汇与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系强度更大。粤语词同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结强，普通话词与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结弱。(2)普通话词和粤语词的词汇联系强度不同。普通话词与粤语词的联结(L2至L1)强，粤语词与普通话词的联结(L1至L2)弱。因此，在学习阶段呈现普通话词，除了能够激活共同语义表征之外，还能够激活粤语词的词汇表征；在测验阶段呈现粤语词，由于共同语义表征同粤语词的联结强，加之在学习阶段粤语词的词汇表征已经激活，因而粤语词能够更快地加工；在学习阶段呈现粤语词，虽然能够激活共同语义表征，却较难以激活普通话的词汇表征；在测验阶段出现普通话词，由于共同语义表征同普通话词的联结弱，又没有普通话词的词汇表征的激活，普通话词的加工就会困难，启动效应就小。 (张积家 张凤玲)
2×4混合设计。自变量为词的类型(已学、未学)和学习与测验的语言关系(普通话-普通话、普通话-粤语、粤语-普通话、粤语-粤语)。词的类型为被试内变量，语言关系为被试间变量。分为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均为语义归类任务。被试随机分为4组，每组24人，完成一种语言关系的实验。因变量为被试在测验阶段进行语义归类时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2.1.3 材料
从《广州方言词典》(李荣，1998)选取215个粤语和普通话同形异音的双字词。由25名熟练粤语-普通话双言大学生用7点量表评定词的熟悉性，1代表非常不熟悉，7代表非常熟悉。去掉平均熟悉性小于5的词，余下了192个词。对照《普通话广州话的比较与学习》(欧阳觉亚，1993)，确定了192个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对应关系。由17名粤语-普通话双言大学生评定它们是否对应。80%以上的人认为对应的双字词入选，得到了120个双字词对，60个词表征生命物，60个词表征人造物。学习阶段的材料包含40个表征生命物的词，40个表征人造物的词；测验阶段材料包含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生命物的词，20个已学的和20个未学的表征人造物的词。材料由一名粤语和普通话均熟练的校园广播台女播音员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录音。
2.1.4 程序
采用E-prime系统编程，在IBM计算机上实验。被试完成语义归类任务。在学习阶段，首先在屏幕呈现红色“+”注视点500ms；随后以听觉方式随机地呈现词。指导语告知被试将通过听觉呈现的词或者表征生命物，或者表征人造物，要求被试尽量快而准地判断词是否为人造物。若是，按J键；若不是，按F键。半数被试的用手按此规定，半数被试的用手规定相反。若被试2000ms内未反应，刺激自动消失，进入下一次测试。测验阶段的程序和学习阶段相同，任务改为判断词是否为生命物。计算机记录反应时和反应的正误。声音一出现，计算机就开始计时，被试按键以后，终止计时。计时单位为ms，误差为±1ms。
2.2 结果与分析
只分析测验阶段对词是否为生命物判断的数据。删除错误率大于20%的被试，88名被试的数据被纳入统计。反应时分析时删去M±3SD之外的数据，结果见图1和图2。
反应时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86)=76.09，p<0.001，F2(1，78)=16.78，p<0.001。对未学词的反应时(M=1223.25ms)显著长于对已学词(M=1161.75ms)。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84)=8.68，p<0.01，F2(3，234)=83.18，p<0.001。无论是对已学词，还是对未学词，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相同时的反应时均短于语言不同时，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同为粤语时反应时(M=1099.5ms)显著短于其他三种条件，p<0.001，其与普通话-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M=1183ms)相差83.5ms；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不同时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显著，F1(3，84)=9.39，p<0.01，F2(3，234)=6.65，p<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未学词，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反应时(M=1260ms)显著短于普通话-粤语条件(M=1307ms)，p<0.01；对已学词，粤语-普通话条件(M=1192ms)和普通话-粤语条件(M=1216ms)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p>0.05。各种条件的启动效应为：普通话-普通话条件46ms，粤语-粤语条件41ms，t=2.25，p>0.05，差异不显著；粤语-普通话条件57ms，普通话-粤语条件91ms，t=3.05，p<0.01，差异显著。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词的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86)=10.60，p<0.01，F2(1，78)=3.51，p<0.05。已学词的错误率(M=5.02%)显著低于未学词(M=7.54%)。语言关系的主效应显著，F1(3，84)=4.35，p<0.01，F2(3，234)=5.49，p<0.01。均数比较表明，粤语-普通话条件的错误率(M=8.99%)显著高于普通话-普通话条件(M=5.44%)和粤语-粤语条件(M=3.91%)，p>0.05；普通话-粤语条件的错误率(M=6.77%)显著高于粤语-粤语条件(M=3.91%)；粤语-普通话条件和普通话-粤语条件、普通话-普通话条件和粤语-粤语条件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p>0.05。词的类型与语言关系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3，84)=1.48，p>0.05，F2(3，234)=0.13，p>0.05。
2.3 讨论
实验1表明，对已学词的反应时比对未学词短，错误率亦低。在学习阶段呈现普通话词，在测验阶段不仅能够促进对普通话词的反应，还能够促进对粤语词的反应；在学习阶段呈现粤语词，在测验阶段不仅能够促进对粤语词的反应，还能够促进对普通话词的反应。这说明，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在语言内和语言间均存在着重复启动效应。然而，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语言相同时，粤语-粤语条件的反应时短，普通话-普通话的条件反应时长。普通话词和粤语词的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相当，语言间的重复启动效应却不对称：普通话-粤语条件的启动效应大，粤语-普通话条件的启动效应小。这意味着，普通话词对粤语词启动作用大，粤语词对普通话词启动作用小。词汇联系模型和概念中介模型均不能够解释这种现象。词汇联系模型假定，第一语言(L1)的词汇与语义表征有直接联系，第二语言(L2)的词汇与语义表征有间接联系，第二语言的词汇必须经过第一语言的词汇才能够通达语义表征。如果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语言表征符合词汇联系模型，那么，由于在学习阶段只出现普通话词(L2)，未出现粤语词(L1)，因而不会激活共同语义表征，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跨语言的语义启动效应。概念中介模型假定，双语者的L1词汇和L2词汇与语义表征的联结强度相等。如果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语言表征符合概念联系模型，那么，就不会出现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的不对称。而根据修正的层级模型，实验1的结果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之间存在着跨语言语义启动效应，因此可以推断，在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头脑中普通话词和粤语词的语义共同表征；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语言间的启动效应不对称，因此可以推断，在粤语-普通话双言者的头脑中粤语词和普通话词的词汇分别表征。因为本研究采用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实验材料是两种语言的翻译对等词，这样，语言内的重复启动效应(词形启动)基于词汇层的加工就可以产生，而语言间的重复启动效应(语义启动)则必须发生在词汇层的加工之后，即必须以概念联系为中介。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相同时，存在着词汇表征的激活。由于粤语词和普通话词同形，词汇表征的激活也相当。但是，由于粤语是L1，普通话是L2，被试对于粤语词更加熟悉，所以反应时就比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都为普通话词时短；当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语言不同时，主要是语义表征的激活，同时也有一定的词汇表征的激活。因此，普通话词对粤语词的启动效应大于粤语词对普通话词的启动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解释：(1)普通话词和粤语词与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结强度不同。根据修正的层级模型，就翻译对等词而言，L1词汇比L2词汇与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系强度更大。粤语词同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结强，普通话词与共同语义表征的联结弱。(2)普通话词和粤语词的词汇联系强度不同。普通话词与粤语词的联结(L2至L1)强，粤语词与普通话词的联结(L1至L2)弱。因此，在学习阶段呈现普通话词，除了能够激活共同语义表征之外，还能够激活粤语词的词汇表征；在测验阶段呈现粤语词，由于共同语义表征同粤语词的联结强，加之在学习阶段粤语词的词汇表征已经激活，因而粤语词能够更快地加工；在学习阶段呈现粤语词，虽然能够激活共同语义表征，却较难以激活普通话的词汇表征；在测验阶段出现普通话词，由于共同语义表征同普通话词的联结弱，又没有普通话词的词汇表征的激活，普通话词的加工就会困难，启动效应就小。 (张积家 张凤玲)